卢锋：如何认识美国经济“软肋”?

原标题：卢锋：美国的三条经济软肋

编者按：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时指出，美国需通过结构调整实质性改变宏观内外失衡深层根源，并反思金融霸权误区以有效加强金融监管。

如何认识美国经济“软肋”?

美国经济有无“软肋”?所谓“软肋”，显然是比喻美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困扰或困境，并且这类困难就美国兼顾其基本政策目标而言具有某种矛盾性，或应对这类困难受各种环境条件制约具有某种纠结性。美国外交、国关、军事领域都会有这类软肋，本研究侧重考察经济方面问题。由此得到“软肋”的一个工作性定义：美国在开放宏观与国际财经领域具有某种矛盾性与纠结性因素的困难、困扰与困境。

美国是当今全球最大霸主国家，中国是最重要新兴国家，从中美大国竞合关系角度观察，研究美国经济软肋无疑有多方面认识和政策意义。首先是有利于我们在中美双边或多边对话或谈判中知己知彼，主动出招，减少被动。其次有助于全面认识美国经济的优势与劣势，加深认识中国作为新兴国在这个大变革、大改组时代的地位和作用。大国主要竞合对手也是一面自我反思的镜子，研究对方内在困境与矛盾有助于更好谋划我们自身发展战略。

依据初步研究，我们认为美国目前经济与政策存在三类软肋。一是美国对多边财经合作场合所做承诺执行不力所表现的软肋，由于这类情况往往与美国特定政策程序或操作流程相联系，也可称操作性和程序性软肋。二是后危机时代美国宏观刺激政策在学理依据、措施选择、实施效果等方面矛盾所表现的软肋，这类广受质疑的刺激措施与美国官方机会主义动机策略联系，或可称策略性软肋。三是在新兴国经济追赶大时代美国作为前沿国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所表现的软肋，这类软肋与当今时代背景联系尤为深刻，可称作战略性软肋。

操作性软肋

操作性软肋最典型案例，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美国克林顿政府签字京都协议后来又被小布什政府时期推翻，对美国政府国际信誉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路径都产生显著影响。在后危机时代全球财政、金融与开放宏观政策多边协调合作场合，美国这类操作性软肋也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例表现。

例如奥巴马政府接受了2012年首尔峰会对IMF配额和投票权的协商谈判结果，但是由于美国对这方面改革缺乏积极性，加上受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牵制，美国有关议案至今尚未进入其国会审议批准程序。又如美国在执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协议升级版方面进展滞后与执行发力。至今美国在执行巴塞尔协议II与2.5版或3版内容上，是二十七个巴塞尔协议成员国中仅剩下三个没有执行的国家之一。再如在G-20(20国集团)财政减赤问题上承诺在2014年赤字减半很可能达不到目标。

宏观政策软肋

宏观经济政策矛盾更为麻烦。美国内外失衡宏观经济环境，加上缺乏必要监管背景下金融过度扩张，构成美国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因。因而美国需通过结构调整实质性改变宏观内外失衡深层根源，并反思金融霸权误区以有效加强金融监管。这样虽会面临短期增速下降和调整阵痛，然而对美国结构调整与未来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观察实际情况，危机后宏观政策措施绝大部分精力和内容投入到救市和刺激方面。特别是在金融系统休克状态因为急救成为过去后，针对宏观经济“复苏不易、景气难在”的常态，仍试图采用超常刺激手段加以改变。这种用短期手段解决长期问题，宏观工具应对结构问题的政策错配，当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并使得后续经济政策安排空间更为狭窄和被动。尤其是接二连三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仅使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并面目全非，而且事与愿违地使美国长期经济成长前景蒙上阴影。

美国通过超常财政与货币政策手段进行超级宏观刺激，表面显示美国凭借其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地位，在短期内具有较大回旋腾挪空间。在美国官方看来，似乎还能被包装成为有利于美国甚至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的特殊然而合理政策。然而系统观察这类政策实施五年表现，这种财政减税直补促销费，货币低息量宽振投资的宏观政策组合面临巨大矛盾与风险，显示上述战略性软肋背景下，本应具有最大能动性和指向性的宏观政策反而在加重美国经济“天阴背稻草”的困难，出现令美国精英忧虑的软肋。

软肋表现之一，是经济虽然温和增长和通胀，但是失业率下降速度缓慢，尤其是债务水平高企。财政状态恶化不仅与美国传统财政保守主义立场不一致，也越来越限制其未来财政政策运用空间。尤其重要的是，所有刺激政策立意在于保证增长，但是一切都取决于刺激措施退出后美国战略家所假设的强劲内生增长能否如期发生。虽然现在还能维持经济温和增长，国债也还能发得出去。但是未来货币超宽政策退出后，如果出现收益率上升同时美国经济仍然增长乏力状态(致命升降组合应当是明斯基时刻的中心内容—与通常私人资产负债表危机不同，由于国家信用难以破产，因而可能用另一种危机方式展开!)，美国将因为财政纪律规律不得不面临更为逼仄的政策空间，具体而言将面临更为痛苦的两难选择：一是承受收益率高的融资并逼近债务不可持续的被动上限，二是不得不减少支出或增加税收治理失衡使得经济增速更为下降。美国“明斯基时刻”何时到来?用什么方式到来?难以精准预测，但是可依据目前形势对其到来和方式进行推测和展望。

软肋之二是货币政策引发的争议问题争议超过它实际解决的矛盾问题。一是与美国主流货币理论坚持的长期货币中性、只有短期能够调节需求的理念方程，违背货币政策基本立场应当保证本币“良币(sound money)”立场。由于受经济基本面前景黯淡银行惜贷情绪增强，超额储备规模膨胀，货币流通速度大幅下降，流动性陷阱状态下央行人为货币方式，通过信贷扩张提振投资和经济的效果极为有限。这类政策在美国国内质疑意见，已经从早期一些市场人士和学界比较非主流派观点发展成为包括不少政界和学界主流人士观点(马丁费斯坦，格林斯潘，鲁宾等人)，因而美联储目前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境。

软肋之三是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目标不一致。资产价格泡沫因素推高居民净资产，从而使得居民储蓄率下降，构成诱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结构性原因之一。数据显示二者波动呈现高度显著的反向关系(一是相关系数，二是偏离值关系)。因而危机后痛定思痛，美国决策层也意识到提升居民储蓄率是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后危机时代数据显示，由于美联储货币放水政策，实体经济由于市场机制自身调整对过量货币暂时形成屏蔽，但是资产价格相当程度受到过量流动性影响反常飙升。随着资产价格恢复甚至在量宽货币政策刺激下出现泡沫因素之后，家庭净资产增长快速恢复导致储蓄率下降。最新数据显示，净资产恢复到超过危机时水平，储蓄率也下降到接近危机时水平。

战略性软肋

战略性软肋，是指开放环境下美国作为产业技术前沿国，由于其他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起飞，通过生产率追赶对美国客观形成的竞争压力和挑战，或领先国、前沿国在面对后发优势国家经济追赶状态下面临的相对竞争力下降及其相联系的被动和不利状态。主导国家发挥其主导地位，需要一起产业技术前沿地位和相应实力为基础，但是“大有大的难处”：大国之间发展不平衡规律决定了，后起大国经济可能较快增长和追赶，使领先国面临被动和困难状态。后起经济规模越大，追赶速度越快，追赶时间越久，体制差异越大，对美国作为领先国挑战和压力也就越大，这类霸主国软肋就越是纠结。

战后美国经济至少已面临由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决定的三波后发经济体追赶派生的战略软肋。第一波是西欧主要国家生产率恢复性追赶，使美国外部相对竞争力下降和国际收支状态趋势性恶化，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波是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与东亚四小等经济体经济追赶，再次使得美国经济在相对优势方面面临守势恶化被动压力。第三波是目前正方兴未艾的新世纪初年蔚为大观的中国、印度等超级人口规模大国决定的体量巨无霸经济体快速追赶。新世纪新一波追赶，对美国主导国地位带来改变的影响力、持久力、冲击力等不同维度，都是早先两波追赶所无法比拟的。由此给美国以及原有最发达国家集团带来的战略软肋，构成时下西方战略家热议的“时代焦虑”(the age of anxiety)、“后美国时代乱局”(the Post America Scramble)、“美国梦的凋零”(The Waning of the American Dream)”等概念的经济背景。

在我们侧重关注的开放宏观领域，美国战略性软肋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观察。突出表现之一是投资不振致使复苏增长乏力。虽然当代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标准模型看重全要素生产率(TFP)而淡化资本形成的增长贡献，在真实经济世界中由于新技术往往具有“嵌入性”(embeded

technology)因而与物资资本紧密联系，学习效应与人力资本积累与资本形成交叉作用，因而资本形成对新兴经济体以及成熟经济长期经济增长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解释作用。在美国面临日本为首第二波生产率追赶浪潮时，里根总统任命一个由各界精英组成的美国产业竞争力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1985年报告把投资作为长期增长最重要因素，认为资本形成是粘合技术创新从而提升现实竞争力的关键途径。美国宏观经济数据支持这一点。互联网革命时期产业技术前沿突破伴随投资高增长，推动经济高增长与财政收支超常改善。进入新世纪后人为刺激高增长但是投资增长乏力，经济泡沫化与宏观失衡构成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背景。

开放环境下投资不仅取决于国内利率以及其他条件，同时也取决于国外相对进步产生的竞争作用。没有日本人上世纪80年代竞争，美国汽车行业具有良好赢利预期的投资机会要更高一些，宏观层面资本形成增长速度较快。同样，开放环境下中国汽车行业生产率追赶使美国、日本汽车业投资面临类似压力。从战后更长期背景看，纺织业、造船业、家电业、重型机械等部门，最发达国家都面临这种追赶压力。投资不振是战略软肋的重要宏观效应。

与第一点投资不振紧密联系，战略软肋表现之二是企业外包导致失业压力上升。开放环境下外部追赶，具有自生能力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具有全球可移动性

(global mobile)。从历史起源学角度观察，现如今被“外包”、“全球供应链”等概念描述的产品内分工类型，与上世纪60年代为解决当时产业结构调整而实施“生产分享”政策具有重要联系。在美国开风气之先的产品内分工全球化浪潮下，交易成本下降使得供应链被细分重组以及特定工序、环节、零部件、流程向国外转移的可能性越发提升。从企业微观竞争力角度看，这类外包转移具有重要意义和自发属性，无需政府特别组织和干预。特别是在70年代竞争战略理论兴起并把全球化开放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最重要元素之后，美国这样比较开放国家各类企业在外包转移方面，如同老虎喋血之后更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或者一去不回头。

通过产品内分工实施“一升两转”虽然对于维持和提升美国企业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对维持和提升整体竞争优势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前沿技术和产业突破性进展活跃度降低或相对沉寂，市场机制驱动的外包与结构重组带来的就业外转，与国内前沿产业以及不可贸易部门就业创造不能匹配，就会导致就业增速下降甚至绝对减少，从而导致宏观层面失业率上升压力。美国劳动市场数据显示，制造业作为外包最为活跃的可贸易部门，工人就业数减少。另外服务外包也导致大量低附加值劳动力向印度等新兴国转移，由此导致失业率观察值上升以及劳动参与率下降。

战略软肋表现之三是技术产业前沿突破可遇不可求，从而使得美国处于高处不胜寒的境地。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其要素和制度条件决定(人力资本、物质资，前沿科研能力较强，企业制度比较灵活，资本市场把技术和创意产业化能力较强)了美国在资本投入很大、投资风险很高的高新技术和产业研发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历史显示，出现互联网那样大范围、就业创造足以抵消外包工作潮流导致就业减少的产业技术革命，显示美国确实有动态保持领先的潜质和潜力。但是前沿突破现实中永远是小概率事件，战后发生过一次。并且何时发生与何处发生具有随机性。一方面外包转移就业具有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前沿创新具有偶然随机性，两类事件性质不同，造成美国在就业创造方面形成软肋。美国一直面临这一问题，通过劳动市场调节相对欧洲胜出。在互联网革命后再次面临这方面严峻挑战，试图采用金融核心产业战略，通过金融吸纳大量就业。但是目前面临困境。可见其失业率高企，并非是短期总需求不足，而是结构性困境派生的软肋表现。

中国应对策略探讨

对操作性软肋利用含义比较直接和清晰。梳理研究美国经济政策这类明显矛盾甚至输理案例，有助于我们在与中美双边、多边交流对话场合，储备必要的博弈性“谈资”或“弹药”，进可攻，退可守，改变这类场合美国频繁出招，中方被动应对，美国主导场面的格局。在系统梳理和研究这类可直接用于对话谈判“实战”案例和事例基础上，应追踪动态研究这类案例新演变，研究随着形势发展可能出现的新的类似案例。另外还要拓展观察范围，从主要针对美国方面涉外领域问题逐步拓展到其宏观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研究其国内重要政策争论的动向，并在评估其政策走势多个侧面影响后提炼对美方国内政策变化的评议能力和建言能力，从而真正能够在中美对话谈判博弈中能够平等过招。在利用这类软肋时，应注重借鉴学习在联合国、G-20其他主要大国处理各自与美国关系的政策实践，系统研究大国外交历史中这类实践经验，从中提炼中规律并获取启示。

与利用操作性软肋需要目标具体、指向清晰、招招见效不同，对上述美国战略性软肋则无需刻意反制和应对，从大国博弈角度看最重要是做好国内发展的长期功课。因为美国作为霸主国面临的战略性软肋，本质上由新兴国后发追赶而起。目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是最重要的追赶新兴大国。如果能够对症解决中国自身发展瓶颈和软肋，是中国经济追赶持久展开，便自然能在拿捏美国战略性软肋方面自收无招胜有招之效。为此我们需深化改革拓展体制空间，放松体制瓶颈，夯实基础。

更具体而言，是通过准入和放松管制等，加上要素价格自由化改革，长期鼓励投资和缩小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差距。同时通过市场机制诱导协调机制作用实现产业升级。在创造就业增量同时提升就业质量。我们这方面做得越好，美国投资和就业方面软肋就会为严重。更长期看，中国要通过系统改革，自行主动解决持续追赶在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历史、外部关系方面存在的系统性难题和挑战(中国最大软肋存在系统挑战，持续接受合法性与可持续性质疑)，需要超出经济领域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方面深层反思和变革，从而把握好千年一遇的历史机遇。中国用智慧和勇气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主要竞合对手最好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拿捏，是决定21世纪版主与新兴国最终平衡点的根本所在。

第三，最新宏观经济走势显示，晚近高速增长积累的高杠杆与泡沫因素，使得去年底认为结构调整结束、通过宏观经济增速温和回升到潜在增长水平的乐观设想并不现实。宏调政策将不得不在微调稳增长措施同时，需要直面挤水分、消泡沫、去风险的挑战。宏调政策可能需要准备在未来两年前后下更大决心调整和整顿，解决两轮过度扩张遗留问题。中国开放宏观政策面临调整，有可能与中国引导G-20调整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目标(好比多快好省目标)提供契机。同时也可能使中国在实现商品增量主导、宏观增量主导基础上，向全球利率决定机制中发挥显著影响，并有望在10年内外发挥一定程度主导作用。这一转变将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放水策略构成外部约束，并在美国过度扩张政策逼近明斯基时刻时作为承担更大全球经济引导者的能力和政策储备。

(注：本文来源于FT中文网;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CMRC)“国际财经问题研究组“相关课题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