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克强经济学”必须直面的一道难题

原标题：赵伟：“克强经济学”必须直面的一道难题

自从巴克莱资本公司杜撰了一个以中国总理李克强姓氏前缀的新词(likonomics)以来，“克强经济学”便成了国内外经济界持续发热的话题，各种议论中，一个倾向显系“跟踪解读”，就是盯住克强总理及其核心班底的言行，以巴克莱投资公司早先提炼的三个“关键词”为“法眼”予以解读。我们知道，巴克莱专家对“克强经济学”提炼了三个“关键词”，分别为“无刺激”、“去杠杆化”和“结构改革”，财经分析人士大多一股脑儿地盯住克强总理的言行，与这三个“关键词”比照。比如在“钱荒”袭来而央行未及时出手时，就说“去杠杆化”力度加大，当最近的数据显示外贸减速而高层未有反应时，就说在“容忍减速”，而当领导人视察某地说要保持增长维持就业时，又给解读成“减速容忍度”多大?……。如此等等。

这样跟踪解读，多半是对新一届政府某些短期对策以及针对个别地区、局部行业问题对策意向的一种误读，容易造成误导。最大的误导是将各方注意力引向短期及局部性对策，而可能弱化中长期战略视点。就中国经济战略视点来看，新一届政府必须直面且的一大经济难题，无疑是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这个难题，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无衰退的产业转型升级。

笔者早先的研究(赵伟，2012)发现，无衰退的产业转型升级，在世界工业化经济史上未有先例。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史展示，产业结构调整与大的技术突破，几乎全部由经济衰退促成，且在经济衰退严重程度和产业转型升级及结构调整幅度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联系。说得明白点，小衰退促成小幅度产业调整，大衰退促成大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美国最近一次大规模的产业转型升级，发生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这20年间，制造业扬弃了长期形成的传统产业，一个全新的以IT产业为龙头的新兴产业迅速崛起。表面上看，此次产业转型升级似乎是与经济强劲增长同步发生的，实际则不然。实际的演化轨迹是，产业转型升级是以一场旷日持久的“滞涨”为前奏的。1970年代的经济停滞与通胀并发症，逼出了政府经济政策与体制的大调整与“里根经济学”。恰是经济体制与政策的大调整，促成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同时最具全球影响力的产业转型与升级。不仅如此，即便在1980年到2007年的经济长期繁荣期间，美国经济也经历了多次衰退，衰退实际上为下一轮产业转型升级积蓄了能量，因而可视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器”。

美国最近一次颇具启示意义的产业转型升级案例，要数汽车业制造业的起死回生了。我们知道，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把美国这个传统制造业推入了灾难的深渊。2009年1季度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无一例外地负债累累，在破产的边缘挣扎，全球没几个分析家看好其前景的。然而时隔两年之后的2011年1季度，这个行业却以一个全新的面貌“起死回生”了。三大汽车制造商不仅利润空前地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技术与制造效率的同步跃升，2011年以来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所售汽车，70%以上属于创新产品!究其原因，衰退逼迫与政府选优弃劣的救助条件共同起了作用。

同样的例子在德国和日本战后经济史中也能看到。这些经济的集约型高增长都以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为“休止符”的，而每一次经济衰退过后，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产业转型升级。其中日本1980年代对此前形成的“重厚长大”产业的扬弃和“轻薄短小”产业的崛起，恰是以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衰退为契机的，德国制造业的高技术化，也是以周期性经济衰退为契机的。

这样看下去，是否意味着中国的产业升级必须在一场衰退之后发生?这不是我的研究结论。我的研究结论是，作为一个制度转型尚未完成和凭借空间经济活动强度而非密度打入全球及东亚经济核心的经济体，时下的中国社会经济极不稳定，对于全球优质要素的向心力也不稳定，因而中国经不起一场经济衰退，甚至一两个季度的负增长。即便一场“标准的经济衰退”——连续4个季度的负增长，都可能导致社会稳定失衡，进而引发资本外逃，磋商企业家投资热情，削弱中国作为世界最大中低端制造业品制造中心的地位。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必须趟出一条路子，无衰退的产业转型升级。既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同时促成产业转型升级。这样的路子是没有先例的。这也是“克强经济学”必须直面的一道难题。这道难题中最难的一面不在转型升级目标，而在于经济增长下限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