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勋：政策微调概率在悄然增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透露出两个值得格外关注的信号。一是一季度经济乏力使得中央有可能将目前的重点工作放在应对经济增长乏力上来；二是鉴于经济决策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宏观政策下一步的调整将会更加谨慎。

　　一季度中国经济走势让市场有些意外。从工业增加值、投资、消费、用电量等多项数据来看，经济复苏较为虚弱。比如，赖以支撑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首季只有20.9%的增幅，较1至2月的21.2%为低；零售消费数据在首季只有12.4%增速，远低于去年的14.3%,显示消费仍难担当支撑经济大旗。而结合此前发布的货币数据来看，高流动性与创纪录的社会融资规模并没有很好地撑起中国的经济增长，反倒在经济疲软与通胀压力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经济有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

　　宏观层面如此，微观领域也在吃紧。在长三角地区以及安徽等中部地区，中小企业处境日益恶化，出口加工业进一步滑坡，浙江民间金融基本上处于偃旗息鼓的状态，在长三角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去年获得的收入并没有显着增加，罕见地减少了回乡的消费。此外，实业企业的经营环境也不容乐观。无怪乎，李克强总理在数据发布前特别强调，国际国内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深层次矛盾不断体现，形势相当复杂。这番表态相信是有的放矢，或许在暗示中央目前的重点工作是应对经济的弱衰退。

　　与一季度中国经济表现相互印证的，是国际机构接连下调中国的评级。继惠誉4月9日下调中国长期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IDR）后，穆迪4月16日又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正面”下调至“稳定”,中国的政府债券评级则仍为Aa3不变。两大评级公司下调中国评级展望的基本理由都差不多，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政府债务和影子银行。由于外界对中国债务的看法大同小异，估计另一大评级机构标普也有可能调降中国的评级。问题是这种一致的风险看法一旦形成，不仅会抬高我国的融资成本，还将进一步加剧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

　　当前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微妙形势，使得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两难局面。从已公布的数据看，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需要更加着力稳固经济复苏，避免经济增长进一步滑落。那么如何实现“稳经济”呢？目前来看，宏观经济思路或将围绕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构调整三个方面发力。

　　在货币政策上，不排除宏观政策有微调的可能，现在看来货币政策有所放松的可能性在加大。而货币政策的适度放松，对于改变市场预期有着特别的作用。目前国内各方对货币政策十分敏感，这主要是因为在金融领域仍存在不少风险，比如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可能被夸大了的“影子银行”.因此，在如此关键的当口，中国在货币政策的拿捏上保持清醒头脑。

　　现在市场普遍估计中央可能会优先考虑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政策的基调本来就是积极的，在财政政策上多加发力并无不妥。而且财政政策的实施比较容易把握方向，也容易引导地方和市场的参与。以营改增税改为例，4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年将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据财政部的统计数据，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纳税人超过110万户，去年试点共实现减税超过400亿元，从今年8月1日起“1+6”行业试点扩至全国后，预计今年企业将减轻税负约1200亿元，全部推开“营改增”后，全年预计可减税约两至三千亿元。这些财政领域内的支出，或许将成为政策回旋的重要助力。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财政政策的执行将受到地方财力的限制，以此观之，整顿地方债务，减轻债务压力，变相增加财政政策空间，放宽投资审批，放行项目等传统招数，也有较大概率重现江湖。为了“稳增长”,发改委在去年夏秋之后批复了很多项目。假如政府项目开工后能带动经济回升，其余的政策就可能不会匆忙出台，若经济依然稳定不了，则中央或还有进一步宽松的政策储备。

　　再从结构调整来看，考虑到经济转型因素，即使货币政策有所放松，但在结构上，对于房地产、钢铁、水泥、高耗能等过剩行业的紧缩调控将不会放松，而仍会坚持将资源投向其他行业。这实际上就是坚持有保有压的整体调控。

　　不过，话又说回来，宏观政策调整是一种系统调整，不是哪一种政策唱独角戏。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唯有远近结合，在有效应对好短期问题、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的同时，更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力气更多地放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上，放到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上。因此，出台的每一项政策，都既要针对当前问题，又要为长远发展“垫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