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山东人”的A股余温

3月19日，出现在山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郭树清，没有系经常陪他出场的红色领带，看不出一丝愉悦或者不快。此时的他不需要关心IPO不审行不行，也不用操心券商抢食蛋糕的方法。他只是说“来山东工作就是山东人，将夙夜在公，尽心竭力”。

这天下午，供职于北京一券商投行部的易南(化名)准备休个长假，因为他刚刚被公司告知，迫于财务自查的压力，自己忙碌了一年半的一个IPO项目将从证监会“撤单”。深夜，易南坐在家里Google自驾游攻略，而他若干留守在IPO第一线的同事们仍在为应对财务自查做最后的冲刺。他们聚集在距离证监会不足3公里的荣大快印，在灯火通明下，准备财务自查资料。

“名为财务自查，实为证监会出面劝退。公司担心我负责的那个IPO项目过不了证监会后续审查关，所以自己先撤回来了。现在各券商都不愿意露面撤单，但是到了3月末，撤回来的项目会越来越多。”易南称。

财务自查，是正在进入“山东人”角色的郭树清留给A股市场的余温。

郭树清的证监会之旅被若干“最”字与争议环绕，他推出新政最频繁、改革力度最大、最敢说话、任职时间最短。有人称他为学者型官员，大刀阔斧地推进第二次股改却壮志未酬;亦有人指责他虽为法学博士，推出的政策却涉嫌知法犯法，更建言他不能割断历史盲目推进市场化。

类似的争议郭树清并非第一次经历。早在1988年，被称为“整体改革论者”的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李剑阁合著完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这部研究报告强调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需进行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税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虽然有理有据、才调无伦，但却在当时的宏观环境下显得过于超前，仅被束之高阁了事。坊间传闻，这份研究报告随后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找到，朱不但对这份研究报告很感兴趣，而且建议逐步采取这一方案。

关于郭的卸任，舆论从未放弃过“他触动了既得利益群体”的猜想。郭掌舵证监会506天推出的70余项新政下，有人被他“伤筋动骨”，有人被他打成“内伤”，更有人害怕郭树清的后续政策会让一些市场参与者“痛不欲生”。

2012年5月7日，携证监会一众高管亮相券商创新大会的郭树清指出，中小企业多、融资难，民间资本多、投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突出，财富管理已成为全社会的迫切需要。那次会议上讨论的四份征求意见稿中，三份与券商资产管理业务相关。资管新政被业内称为给了“券商定向资管投资的全牌照”。

放宽资本产品投资范围、允许使用杠杆，让券商资管与信托财富管理终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允许券商将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纳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范围，意味着部分原属于PE的生意，会被券商以低利率的竞争优势撬走;而不断翻新的券商理财产品也在抢食银行的蛋糕。多方分割下，萎靡了多年的券商资管业迎来了一个疯狂生长期，2012年初，国内券商资管受托资产总额为2819亿元，当年三季度这一数字增长为9296亿元，而至2013年这一数字已突破了2万亿。

超1.7万亿的增长意味着分割原属别人的蛋糕。银行、信托与PE的不爽不言而喻，但这三者并不是新政下被伤得最重的人。与新股发行三高与恶炒绩差股关联的IPO制度改革，是郭树清新政最重的着力点，也是郭氏改革的深水区。

通常来讲，新股发行高发行价、高市盈率、超高募集资金背后往往由牛市行情托起，并非监管者所要忧虑的问题。但A股的情况却独树一帜，在二级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希望登陆A股市场的公司依旧络绎不绝，“三高”的融资盛况更是屡现。这一逆市场规律而动的上市行情，被郭树清的老同学华生称为“全球股市都没有的怪事”。

包括曹凤岐、刘纪鹏、华生等多位把脉这一怪象的专家，都将发审制度列为病灶所在。由证监会发审委审批企业上市资格的制度被华生称为供给管制，被刘纪鹏称为“饥饿营销”。专家们的逻辑很清晰，场外符合上市门槛的企业众多，如取消供给管制，场内中小盘股的发行价格、交易价格都会自然下降，大盘与中小盘之间的价格扭曲也会消失。不仅如此，伴随着壳资源失去价值，扭曲的借壳重组事件也会绝迹，垃圾股遭遇炒作的怪象也可得以根治。

学者型官员的郭树清也触到了这一病灶，在他上任不久后的一个内部场合，他把“IPO不审行不行?”的问题抛向了证监会发行部官员与IPO发审委委员。这个随后被辗转透露给公众的问句，被视为中国将开启第二次股改的信号。

但似乎没有人能答出一个肯定的“行”字。这种休克疗法的代价昭然，现存已伤痕累累的投资者将进一步蒙受巨大的损失，监管者也要承担股市暴跌和规则改变的结果和责任。

在华生看来，这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而且可能是一个现存政治或利益结构下无法达到的决定。

但郭树清的惊天一问还是引来了学者们的改良路线。按照华生的设计，监管者的权力不再体现于对于个体上市公司的审批指导，而转向设计显性的上市高门槛、调低再融资门槛以及重构重组退市门槛，来温和地推进IPO市场化的改革。

“IPO还是要审的，但监管部门要做的不是审批，而是审核。我的建议是实行监审分离，把初审权交给交易所，由交易所、券商和拟上市公司自己决定是否发行和上市。证监会对初审结果进行程序性审查，即审查已通过初审的材料是否存在问题，发行和上市是否规范，如果发现问题可以叫停发行。”曹凤岐告诉本刊。

无奈学者们制定的是长线路线图，可郭树清没能获得像他的前任尚福林一样长达9年的任期。在离任前，他没能做出开启IPO市场化的改革。颇有些讽刺的是，17个月的任期内，他选择了若干被诟病为“反市场”的方式，来缓解A股市场的种种扭曲。

上市公司强制分红，是老郭的新政中最被毁誉参半的一招，虽然这一新政甫一出台就被罩上了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光环，但政策凌驾于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之上，也带来了与《公司法》背道而驰的质疑;郭树清祭出的抑制炒新的政策，也因修改了相关个股交易时间招来违法之嫌;而财务自查、有意为之的IPO堰塞湖等也被解读为类似于“运动化反腐”的手段，难以为继。

“对于郭树清17个月的改革，我的评价并不是太高。没有触及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他提出了市场化改革的理念，但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却习惯用一些非市场化的方式解决，甚至带着计划经济的影子。也许是因为郭树清在证监会工作的时间太短了，没有时间带来更大的突破。他的离任，对于中国的证券市场和他本人，都是一种遗憾。”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

一段放在郭树清离去的背影里颇值得玩味的回忆是，2010年11月，“整体改革理论”获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彼时距郭树清等人完成著作已过了22年。没有人能知道，历史的肯定与轮回是否会在郭树清力导的第二次股改构想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