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地方版“4万亿”摸底：大投资存隐忧

原标题：新一轮地方版“4万亿”摸底：大体量投资存隐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外贸出口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加大投资成为最重要的砝码。只不过，与2009年由中央主导的4万亿投资不同，时下稳增长背景下的投资主要是由地方所主导。而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去年6月以来，全国十多个省市发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数据的梳理，其中涉及金额已超20万亿元，远超2009年中央政府的“4万亿计划”。

在如上超大体量地方版投资计划之下，依然是地方经济依赖投资拉动的不变现状。而在2009年4万亿投资后遗症尚未完全消化，地方高负债风险仍未排除前提下，不少专家认为，新一轮投资冲动可能会进一步推高负债和金融风险。地方版“4万亿计划”10月22日，四川省公布2013年～2014年计划实施的重大投资项目情况，主要包括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民生工程等项目，总投资额达到4.26万亿元。该投资额相当于四川省2012年GDP的1.79倍在上述投资项目目录中，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额预计达到1.48万亿元。这些重大投资项目大部分围绕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加快成渝经济区建设和加快天府新区建设等展开。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刘成玉对本报记者表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仍比较落后，还有比较大的投资空间。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比较滞后，靠投资拉动的作用更加明显。福建省发改委网站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纳入全省央企、外企、民企“三维”项目跟踪管理系统的项目共3642项，总投资约3.95万亿元，累计完成投资7750亿元，其中今年前9月完成投资3343亿元；续建和今年开（动）工2643项，总投资2.5万亿元，其中今年投产、部分投产530项。投资对福建的经济结构调整十分关键。过去几十年，福建经济虽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与沿海几个大省相比，差距不小。在产业结构方面，主要集中在制鞋、纺织服装等轻工产业，产业“小而散”的缺陷一览无余。

因此，这几年福建引进的一系列大项目刚好弥补了这种缺陷。

“福建的不少产业集群没有形成，因为缺乏一个大的龙头企业来带动。”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陈金龙说，引进像央企那样的大企业，有利于带动原有的上下游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增强当地产业的竞争力。实际上，除了四川和福建，自从去年以来，贵州、广东等十多个省市皆抛出了庞大的投资规划。其中，贵州公布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显示，从各地上报的2382个项目筛选出总额3万亿元左右的重点投资项目，初步提出规划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和200个省级重点项目。即便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浙江、广东等地，也纷纷转向了投资拉动。浙江省今年4月下发《关于印发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411”重大项目建设行动计划（2013～2017年）的通知》，今后5年，该省将重点推进1000个以上省重大项目建设，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万亿元。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在投资方面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今年4月，广东专门召开了加快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会议，提振基建建设。按照计划，未来3年，广东计划投入1.41万亿元，推进460个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区里经常找我们去开会，希望我们能多投资一些，这样GDP的产出也就大一些。”广州市一位民营企业家告诉本报记者。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广东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341.55亿元，增长18.2%，增幅同比提高4.3个百分点。外贸不振和内需增长有限的情况下，要提振经济，加大投资力度成了最好选择。“广东和浙江对外贸依存度比较高，连这两个市场活跃度最高的省份都要依赖投资拉动，其他省份就更可想而知了。”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说。

投资率：由西到东递减

虽然各地经济对投资拉动的依赖在不断加大，但具体到各地，则有比较大的差异。本报记者对全国30个省市区（因甘肃未公布数据，故没有计算在内）统计发现，今年前三季度，西部多省区的投资总量接近甚至超过了GDP，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额/GDP）最高的几个省区均在西部，其次是中部，东部发达地区几个省市最低。统计发现，投资率最高的是青海和贵州，两省均达到了135%。其余超过100%的省份中，除了辽宁，其余如西藏、宁夏、陕西等均为西部省份。而像重庆、四川、新疆和云南等中西部省份投资率虽然没有超过1，但也都在80%以上。东南沿海省份则集中排在最后几位。其中，上海以24.26%的投资率垫底，广东和北京也均在35%上下，浙江、山东、江苏虽然好一些，但也只是在60%左右，与中西部有比较大的差距。贵州省政府参事、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表示，投资拉动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都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就越是投资不足。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在这个过程中，投资的权重就非常重。”

“这也是符合目前西部实际情况的一种选择。”胡晓登说，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西部地区出口的绝对量很小，由于经济滞后，内需消费也十分有限，投资才是最主要的动力。“这两年贵州的招商引资是好戏连台，这对贵州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胡晓登说。刘成玉表示，东部的产业基础比较好，产业链也比较完整，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可供开发的新领域和投资的空间已经不大。东部是先有产业，再有城市化。相比之下，西部是先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框架，再慢慢集聚相关的产业和人口。“西部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现在还有很大的不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陕西省政府参事、陕西省社科院区域发展咨询中心主任张宝通说，只有加大投资力度，才能改善西部的发展环境，才能有效拉动消费。胡晓登表示，与中西部相比，沿海地区的出口贸易下滑，也正是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一个时机，因此发达地区的投资可以向更先进、更优化的方向投资，而不宜再投资在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再大规模投资也已不可能。目前，东部的一些城市投资率都比较低，以广、深为例，广州投资率仅为25%，深圳的投资率在各大城市中垫底，仅有16.7%。

投资依赖的隐忧

尽管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十分明显，但过度依赖投资的隐忧也同时存在。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相关债务达10.7万亿元。而根据专家的预计，我国目前的地方债务已经超过了20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在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加大投资的力度以期拉动经济，只能继续通过银行信贷，而这极有可能进一步推高负债和金融风险。而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大力举债，地方融资平台形成政府性债务后，第一还款来源是土地出让收入。广东当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正浒此前对本报记者表示，相当多的城市近几年来的数据显示，土地出让收入相当于其当年一般预算收入的40%到60%，有的城市甚至达到一般预算收入的2倍多。彭澎担心，在地方对房地产的依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速的角度，更不会有动力去严格调控楼市。广东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表示，地方政府在缺钱的情况下，就会选择发展房地产，“因为房地产的回报最快，收益率也最高。”不过对于高负债带来的风险，张宝通并不认同，他认为，中国经济与国外有明显不同，地方政府有大量的地方国有资产做后盾，不用太过于担心负债风险的问题。在负债风险之外，地方政府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也可能延缓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步伐。厦门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丁长发表示，依靠大规模基建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仍是在走财政杠杆推动经济发展的粗放型道路，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和产业结构转型作用不大。

“现在感觉整个经济转型还是没有转出来，基本上还是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还是比较快的，但是真正的转型升级和科技投入基本上还没有太大的改观，整个经济基本上还是以规模扩张为主。”陈金龙说。“现在全国从政府到整个企业，还不是转到怎么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基本上还是靠大投入大产出。”陈金龙表示，“相比之下，规模上的扩张比较容易，而内涵式的东西需要人才、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所以这一块走得比较难。”大量的投资同时也可能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基础设施过剩。尤其是在城镇化的推动下，现在各地都掀起了新城（区）建设的热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在对辽宁等12个省区调研时发现，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在造城运动之下，一些三四线城市由于产业不发达，其劳动力和承载力、实际的居民居住率都不会高，从而形成类似常州、营口、鄂尔多斯等“空城”、“鬼城”的现象。

投资结构与效益

即便如此，不少专家认为，对投资不能一味指责，更不能将其“妖魔化”，不能因强调消费就将投资否定，投资仍是目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那么如何避免投资驱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呢？在多位专家看来，一方面是要注意投资的结构和效益；另一方面则是改政府投资主导为民间投资主导，用市场化的手段提高投资的效率。彭澎表示，中国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薄弱，因此适当提前建设一些基础设施，不仅可以拉动经济，而且也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像广州目前这样的拥挤状况，地铁是怎么修都不够的。”以今年年底即将开通的广州地铁6号线为例，作为横贯整个广州中心市区的线路，六号线的预期客流十分庞大，但仍是4节车厢的编制。

“我们知道开通后肯定会超级拥挤，会被大家骂，但是也没办法，当初我们报上去的时候，上面硬是减到只有4节的规模。”广州地铁一位内部人士说。北京交通大学城市轨道交通系主任毛保华表示，尽管投资地铁确实有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很多城市的地面交通已经十分拥堵，城市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明显滞后，因此在本轮投资中，把钱投到这一方面，可以满足老百姓的需求，风险比较低。在机场投资方面，尽管国内机场亏损占多数，不过，一个地方是否建设机场除了是否盈利外，还应该看它对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带动作用。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所所长曹允春表示，沿海发达地区平原较多，修高铁的话客流量能够保证，修高铁对机场影响大，因此东部修机场应谨慎。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客流量较小，修高铁成本太高肯定不划算，但这些地方又有一定的客流需求，因此修小机场更为合理。与此同时，改变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模式，让民间资本成为投资主体也是一大关键。

陈金龙表示，投资主要有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个方面。地方政府下一阶段关键是要搞好融资方式创新，如果再由政府投资主导，那就会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从2009年到现在，有相当多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过度超前的现象，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是可以的，但过度超前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陈金龙说，要避免基建的浪费就要扩大民间投资的渠道，让那些可以盈利的项目向民间资本放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李长安也认为，当前，我国需要抑制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但对民营企业的投资则应大力鼓励，这也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开放民资方面，广东、四川等不少地方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面向民资的重大项目。例如，今年9月16日，广东省重大项目面向民间投资招标推介会在广州举行，涵盖交通运输、城市建设、节能环保等诸多领域，总投资达2515亿元的83个重大项目面向民间资本开放。

今年10月四川推出总投资4.26万亿元共2336个项目，也“非常欢迎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不过，在广州民间投资协会会长吴柏看来，这些项目未必能吸引民资的兴趣。吴柏此前多次对本报记者分析说，像城际轨道项目投资额动不动就几百亿，而且很难挣到钱，民资不会感兴趣。相反政府应该把能挣钱的项目例如金融、能源等领域对民资真正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