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日记中的人与事：真味只是淡 至人竟是常

5月22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到处乱七八糟，毫无秩序，而且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我对我们的民族真抱了悲观。”

这是季羡林先生(1911.8.6—2009.7.11)：在留德十年之后返回祖国并在北大开始工作的近两年时间内所记日记的手稿编辑而成。目前季羡林先生的日记已出版的包括《清华园日记》、《留德十年》等，本书所记录内容在时间上基本是《留德十年》的接续，在国内属于首次出版。

这本日记忠实地记录了季羡林先生从1946年5月1日香港开始，辗转上海、南京、北平、济南等多个城市，拜访朋友、赴北大任教、回济南家乡探亲等的日常生活、遭遇见闻、读书写作和所思所想，颇具史料价值。这是尚未被冠以“国学大师”的年轻的季羡林，他的困顿与喜悦、渴望与挫败，都是如此真实坦诚。阅读这本日记，让人感触颇深的是他的家国情怀、他的朋友圈，以及他在作家、学者、公知三种身份中的自由切换，我们可以看到缠绕在彼时知识分子心头的文化乡愁，也能窥见他们不被时代所束缚的追求，以及不被动荡时局所惊扰的宁和。

壹

家国情怀

【现在一回国，只恨自己的胃太小，好吃的东西真太多了】

拿到《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一书，最想知道季羡林归国时的心境。作为一个在异国他乡留学十多年的学生，这期间国家还遭遇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当他踏上国土的时候，心中是何感受？

季羡林是1946年归国的，胡适也在这一年回国。1946年7月26日，乘船到达上海吴淞口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天晴后，8点一刻，海上晚霞齐艳，为生平所少见。9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胡适日记中甚少提到祖国两字，但是当抗战胜利后他载誉归来的时候，一向低调理性的胡适也禁不住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

同胡适一样，季羡林从德国回来，也是首先到了上海。1946年5月1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海，这真是中国地方了，自己去国十一年，以前自己还想象再见祖国时的心情，现在真的见了，但觉得异常陌生，一点温热的感觉都没有，难道是自己变了吗？还是祖国变了呢？”

也许是近乡情更怯，真踏上了国土，又似不敢相认，一切看起来都熟悉又陌生吧。在这种喜悦与错愕中，当看到混乱的秩序与涌动的人潮时，季羡林又难掩失望之情了。5月2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到处乱七八糟，毫无秩序，而且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我对我们的民族真抱了悲观。”

虽然如此恨铁不成钢，但是他的胃依然是故乡的胃。当他在上海终于吃到北方饭菜时，由衷赞美了厨子的高超手艺。很快，家国情怀就变成了对食物的热爱。5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一回国，只恨自己的胃太小，好吃的东西真太多了。”

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后，季羡林又去了南京。 在南京，他开始疯狂见朋友与师长。李长之、梁实秋、陈寅恪都是他多次拜访的人。他与李长之是山东老乡，又是中学同学外加清华同学，于是干脆住进了李长之供职的国立编译馆。喝茶聊天之余，季羡林又把很多时间用在了搜集书籍上了。似乎书比吃更重要，1947年10月3日，在买了许多书籍之后，他在日记中立誓说：“决意十天不上馆子，只啃干烧饼。”

毕竟，季羡林以前并没有在上海、南京久待过，和这儿的感情不深。但当他再次踏进魂牵梦萦的北平的时候，他便情不自禁地流泪了。1946年9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九点五十分到北平，我在黑暗中，看到北平的城墙，不知为什么，忽然流下泪来。”豆浆、烧饼、涮羊肉是季羡林的最爱。9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到大陆银行，领出稿费，到市场去买了个热水壶，就到东来顺去吃饭，羊肉做得真好，心中大乐，真觉得北平是世界上最好的住家的地方了。

4天后，季羡林又请朋友去吃了涮羊肉。他在日记中写道：“六点我们到东安市场去，我请他们吃涮羊肉，已经十几年没有吃了，真可以说是天下绝美。”

对此时的季羡林而言，家国情怀也许就是具体为这里有他的亲人、朋友、师长，这里有美丽的山川江河，有无数种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小吃，也有让人流连忘返的小书摊。或许，对知识分子而言，这就是家国情怀的寄托所在吧。

贰

季羡林的朋友圈

【一到门口站岗的一排警察忽然举枪致敬，我吃了一惊】

回国后，除了可以满足长期以来灌满乡愁的肠胃，还可以和故友新交畅谈以慰久别之苦。季羡林的这本日记详实地记录了他回国两年的交往。看他的这本日记，就像看当下微信的朋友圈，很容易看到这个人交游的朋友圈。

大体而言，这一时期他的朋友圈主要有三类人构成。一类是他的山东老乡。一类是他大学时期的清华同学、老师以及校友，一类是他在北大教书的同事。

以山东老乡为例，他从国外回来，一起乘船回来的张天麟即季羡林的山东老乡兼初中同学。到上海之后去拜访的俞剑华也是山东老乡，到南京之后先去找山东老乡李长之，从南京再到上海则住在山东老乡臧克家的家中。可见，在当时的人际交往中，乡土情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清华同学与校友也是季羡林朋友圈中的重要因素。他一到上海，就直接去上海市市政府见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他很容易地见到吴国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和吴国桢都是清华校友。从市政府出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一到门口站岗的一排警察忽然举枪致敬，我吃了一惊。”由此可见当时知识分子的地位。此后不几天，季羡林去救济总署去，发现自己的清华同学孙德和正在那里做事，于是很快办好了救济事宜。当天，季羡林还参加了清华同学会，见到了校长梅贻琦、市长吴国桢以及一众的清华同学。由此可见，清华校友的因素在当时也是非常重要的朋友圈。后来，季羡林才知道，倘使北大不聘请他，清华原本要聘他做德语教授的。

1946年5月24日，刚回国没几天的季羡林就接到了汤用彤让他做北大教授的通知。由此，他又认识了傅斯年、毛子水、胡适等北大同仁，进入了北大的朋友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季羡林既跟李长之等这样的“京派”文学家形影不离，也与臧克家这样的左翼作家来往密切。思想倾向的不同，并不影响朋友之间的私谊。这应该是当时那个时代与当下这个时代迥然不同的一点吧。

叁

日记中的名人

1946年至1947年季羡林刚回国的这两年中，季羡林与很多名人有过交往，季羡林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对这些人的印象。这些文字，读起来也饶有趣味。从日记中钩沉出相关文字，由此也可见季羡林对时贤的评价。

蒋廷黻（1895.12.7－1965.10.9）

1946年6月10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于是就去见蒋廷黻，我同他虽然不太熟，但也认识。初见面的时候，谈得还畅快，一提到请他帮忙买飞机票，他立刻变了脸，于是就不欢而散，我又认识了官僚的一副面孔。”

蒋廷黻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当他担任国民政府官员之后，有不少亲戚来投奔他，希望给安插一个美差，结果都遭到了蒋廷黻的严词拒绝。蒋廷黻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与季羡林有师生之谊。虽然有这层关系，但蒋廷黻也拒绝了季羡林的请求。虽略有不近人情之处，但似乎也看出蒋廷黻的洁身自爱与公正廉洁。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

1949年6月25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早晨七点起来，吃过早点，就出去到中央研究院去见傅斯年。这位先生也半官僚化了，说话有点不着边际，谈了谈北大的情形，我觉得他没有诚意聘我，他们当然高兴我去，不过没有我也行。”

当时，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季羡林这则日记正体现了傅斯年的派系观念与北大情结。傅斯年聘请教师，是非常看重学校出身的，多数时候，他是非北大出身的学生不要的。

1943 年王世襄通过梁思成介绍，希望前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即史语所）工作。当时史语所所长即傅斯年。见到王世襄后，傅斯年问他：“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答曰：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毕业。傅斯年回答说：“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工作。”由此可见傅斯年的派系观念。

季羡林出身清华，这已经有些不符合傅斯年的选材标准了。此外，傅斯年选聘教授，眼高于顶，宁缺毋滥。在没有看出一个人有真才实学之前，或许会不经意间流出一点知识人的傲慢。这或许就让季羡林有了日记中的这一印象吧。

胡适（1891.12.17-1962.2.24）

1946年9月23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十一点到院长家去见汤用彤先生，他领我去校长室去见胡适之先生，等了会，他才去。同他对面谈话，这还是第一次，我只觉得这声名大得吓人的大人物有点外交气太重。”

当时胡适刚从外国回来，未免还带有些略带寒暄的外交礼节，故季羡林才有此看法吧。无独有偶，陈毓贤在她的《洪业传》中也提到了胡适的外交气。洪业曾对陈毓贤说：

“我未到华盛顿见胡适之前，心里有点保留，因为在哈佛碰见数学家伯克霍夫(GeorgeBirkhoff)，他也认识胡适，他对我说胡适做了大使后学了一套假笑。学者是不能假笑的，可是一做大使就一定要假笑。胡适这人没有一点俗气，他当大使跟我说话时，我也不觉得他有俗气，伯克霍夫却说好几次看见他假笑。我想大概是大会的时候，跟那些没关系的人说话，才摆出一副假殷勤，这是做外交的人所难免的。”

更让季羡林难受的是，他跟胡适刚见面过不久，胡适又不认识他了。1946年10月9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十二点到理学院去吃饭，吃完回来，躺下来休息了会，想睡一点，但睡不着。只好起来，三点到松公府孑民先生纪念堂去开教务会议，见了胡适之先生，他又不认识我了。”

原因也很简单，这一时期的胡适，实在太忙了，他一天要见很多很多人，季羡林匆匆见了一面，略微寒暄几句之后就匆匆而别，这次再见，自然也就不认识了。由此可见胡适当时的忙碌程度。不过，在季羡林看来，胡适已经让他担任东方语文学系的主任了，却还不认识他，心中未免有意见。

后来，季羡林写了《浮屠与佛》的论文，此论文主要是针对胡适与陈垣的学术之争的，他利用梵文做了一些学术工作，这让胡适对季羡林印象极为深刻。上世纪50年代，胡适到台湾后，还曾对中央研究院的李亦园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虽然季羡林对胡适尊敬有加，但是，到了1948年，当胡适乘飞机离开北平的时候，季羡林却对胡适很有意见。据罗荣渠《北大岁月》中记载,听闻胡适离开的消息，季羡林曾说：“胡适临阵脱逃,应该明正典刑。”(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29页)

陈寅恪（1890.7.3-1969.10.7）

1946年7月21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我老早就想去看看陈寅恪先生，决意出发，在鼓楼找了辆汽车，到萨家湾下来，雨仍然没停，找到俞大维公馆，进去正有一个女孩子替陈先生念报，坐下谈了许多问题。我今天才知道，无怪人人都佩服陈先生，他却是真博。”

后来，在日记中，季羡林还多次提到他去探望陈寅恪的情形。探望之后，季羡林还系统阅读了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并称赞说唯有这样的书才配得上出版。季羡林北上北大执教后，清华大学也聘请陈寅恪北上教书，还为陈寅恪配了房子。当时，季羡林还亲自去验看房子，并写信告知陈寅恪相关情形。1947年，陈寅恪想要将一批梵文书籍卖给北大图书馆。此事也是由季羡林具体操作的。为了给书估价，季羡林多次去看陈寅恪的藏书，并带着汤用彤去看过陈寅恪的这批藏书。最终，这些书于1947年6月10日议定了价钱。三天后，季羡林亲自将支票送到了陈寅恪府上。可以说，通观这一时期的季羡林日记， 他最佩服的人就应该是他的恩师陈寅恪了。

肆

作家·学者·公知

晚年季羡林

除了交往，作为曾在国外潜修多年的海归教授，季羡林的本职工作还是做研究、写文章、在一些公共事务发出作为知识分子的声音。这一时期的日记，很好地呈现了他作为作家、学者、公知的三重身份。

先说作家。在日记中，季羡林不断提到写稿的事情，这期间，他在《文艺复兴》上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日记中还多次提到他写散文《Wala》与小品文《送礼》的经过。通读日记，可以发现季羡林非常热衷于阅读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老舍、张恨水、郁达夫、周作人等人的文学作品，季羡林都有涉猎。此外，观察季羡林这一时期的交往，也可以看到有大量作家的身影。这一时期的季羡林，似有成为作家的梦想。

作家这一身份之外，季羡林能成为北大教授，更源于他的学者身份，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季羡林也多次提到他正在写的论文，如《东方语言学的研究与现代中国》、《浮屠与佛》、《近十年来德国学者研究东方语文的成绩》等等。当时，季羡林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写起来非常顺手，论文写作却非常蹩脚。1947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早晨七点前起来，洗过脸，出去吃早饭，回来写《现代德国文学的动向》，我觉得自己写抒情散文不比全国作家中的任何人坏。但一写论文，却就异常别扭，原因我还没找出来。”

写论文的时候，季羡林还有一个习惯。每当写成一篇论文，他就将这篇论文念给朋友听，让朋友提意见与建议。最经常找的是他的老师陈寅恪。写《浮屠与佛》的时候，季羡林就多次征求陈寅恪的意见。

除此之外，应储安平《观察》约稿以及《大公报》约稿，季羡林也还写过《我们应该多学习外国语言》、《我们应该同亚洲各国交换留学生》、《西化问题的侧面观》 等文章。季羡林的名字也出现在《观察》周刊上，成为了《观察》的特约撰稿人。季羡林的这些文章，大都涉及国家的公共政策，带有一定的公共性，可以说，当时的季羡林，也可以算得上是“公知”了。

作家、学者、公知这三种身份都在季羡林身上有所体现。其实，不仅季羡林如此，钱钟书也是如此。当时的时代给知识分子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他们在这三种身份中游刃有余地进行切换。

1949 年之后，季羡林作为作家与公共关怀的文字基本没有了，他成了一个书斋中的纯粹学者。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季羡林才又开始写了大量的回忆性散文，并因此被称为学者散文。殊不知，其实在1949年之前，季羡林是作家、学者、公知三种身份集合在一起的。后来，一直到死，季羡林对公共事务的发言相对较少。身份转换的背后，隐藏着时代转换下的知识分子困境。毕竟，储安平的《观察》是切合了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通读季羡林的归国日记，我们也在遥想那个逝去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