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钟馗如此受画家欢迎

钟馗画发展与变异

可以准确地说，钟馗画仅靠吴道子的神笔，而没有唐明皇的“颁显有司，乃告天下”，是无法形成旷世神话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英明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英明的神话。唐朝政通人和，五谷丰登，开元盛世，风流天子的梦幻和倡导,“画圣”吴道子的手迹，朝野大臣和黎民百姓的共鸣与习俗，方使钟馗画的发展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

钟馗画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是五代到南北朝时期。随着李唐王朝的覆亡和绘事的不断发展，吴道子的“钟馗样”画风已渐被打破，《太平广记》黄筌条记云：“昔吴道子所绘钟馗，笔迹遒劲，时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将献为蜀王（蜀后主王衍），甚爱重之，常悬于内寝。一日召黄筌，令看之，筌一见，称其绝妙。谢恩讫，昶谓曰:‘筌此钟馗若拇指掐鬼眼睛，则更较有力，试为吾改之’。筌请归私第，数日看之不足，别絣绢索，画一钟馗，以拇指掐鬼眼睛，并吴本一时进纳。昶问曰：‘比令卿改之，何为别画？’筌曰：‘吴道子所画钟馗，一身之力，气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昶甚悦，赏筌之能。”这段文字记述了蜀后主王衍令黄筌改画之事，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五代黄筌对人物动作神韵的理解已十分考究，同时也表现了对前人画迹的珍重。事实上黄筌的新作钟馗，已经突破了吴道子“钟馗样”的束缚，树立了自家风貌，而这风貌也同属于那个时代的风貌，开创了钟馗画变异发展的先河。

同时代的画家王道求、周文矩，宋代的石恪、蒲生、孙知微、李公辚、梁楷、龚开、颜辉等人都对钟馗画情有独钟，他们不仅改革发展了钟馗画的表现技法，还大大丰富了钟馗画题材和内容。如王道求的《挟鬼钟馗图》、周文矩的《钟馗氏小妹图》、李公辚《钟馗嫁妹》、梁楷《簪花钟馗图》、龚开《钟山出游图》、颜辉《钟馗出猎图》等等。他们笔下的钟馗不仅限于捉鬼的情节，而扩展到了钟馗的家事和生活方面，钟馗形象从此被生活化、现实化了，也由“神性”到“人性”化了。换言之，离老百姓的希冀更贴近了，更可亲、可敬了。

元代到清末民初，为钟馗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可概括为“寄情寓意”阶段。此间600余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逐渐衰亡，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正直的文人墨客，常常惨遭文字狱的迫害，他们不得不采取曲折方式抒情达意，于是钟馗画便成为他们寄寓惆怅、愤慨和希望的最佳题材。清人郑绩在《梦幻居画学简明》中说：“画鬼神前辈名手多作之，俗眼视为奇怪，不思古人作画，并非以描摹悦事为能事，实借笔墨以写胸中怀抱耳。”且以元初龚开《钟山出游图》为例，该图现藏美国华盛顿弗里尔博物馆。画的是钟馗和小妹在鬼卒使女的前呼后拥下，乘舆出游中山的热闹场面（中山即终南山），画中钟馗俨然一副悠闲的文官打扮，小妹和使女也脂粉敷面，温情惬意。与前人钟馗的刀光剑影别有一番情致。值得提及的是，画中龚开以钟馗自居，把统治者视为小鬼，借以寄寓对封建王朝的不满情绪，有积极的意义。王蒙《钟馗寒林图》，戴进《红品钟馗图》、钱股《钟馗持笏图》和清诸大家如高其佩、金农、王素、黄慎、罗聘、闵贞、赵之谦、任熊、任伯年、吴昌硕等都是擅画钟馗的高手，其钟馗画作品所释放出来的意境和风格更是各有妙处。

到了近代如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徐燕荪、李可染的钟馗画也都是博古达今，奇葩纷呈，推动了钟馗画的发展更趋繁昌，钟馗画也成为了一个特别的画科，而对它的研究，自然也就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