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纳尔逊：保险业在中国渗透度还很低

原标题：保险业在中国渗透度还很低

专访劳合社保险主席约翰·纳尔逊

文/特约记者 卜怡佳

在伦敦金融城里，有一座造型独特且充满金属感的大楼：整幢大楼的楼梯塔由钢板包裹，而输气管、水管、下水道等管线全都暴露在建筑外部，这样的创新做法，曾在上世纪80年代大楼初建成时引起一阵轰动。而这幢大楼，就是著名的劳合社大厦（the Lloyd’s Building）。今年7月，中国平安保险一举买下劳合社大厦，这是中国保险公司在海外第一次尝试购置不动产，这笔交易也使得英国老牌保险巨头劳合社再次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

劳合社是保险交易市场的开山鼻祖，有着自己独特的运营模式，不过拥有325年历史的劳合社似乎在中国还没有找到成功的钥匙。劳合社取得中国直保业务牌照已有三年时间，却增长缓慢。2012年全年，劳合社直保收入仅44万元人民币，在62家财险公司中排名垫底。劳合社目前正准备在北京设立分公司，希望在中国保险

市场打开局面。近日，《陆家嘴》记者就劳合社的运营模式、劳合社在中国的业务等话题，专访了劳合社保险主席约翰·纳尔逊（John Nelson）。

劳合社是一个互惠共生的组织

《陆家嘴》：劳合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保险市场组织，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劳合社的结构组成以及业务范围？

约翰·纳尔逊：确实，劳合社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保险市场（Lloyd’s Market），目前总共由90个辛迪加（syndicate）组成，也就相当于90家保险公司。而这些保险公司又是由57家管理代理公司（managing agent）来负责管理的。劳合社的业务是通过中介来传递的。劳合社设计了标准保单，中介将保单在各个承保机构中传递。可以说，劳合社是全球特殊保险险种和再保险险种的聚集地，很多承担高风险的险种只有在劳合社才能找得到。

目前劳合社国际业务中，大约有40%来自美国；20%来自英国；18%来自欧洲大陆，剩余部分来自于全球其他地方。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新兴市场中的业务发展迅猛，我们的战略是，在南美、东欧、非洲、印度、东南亚以及中国等地区进一步扩张。

《陆家嘴》：在过去300多年中，劳合社运作的模式是否发生过变化？

约翰·纳尔逊：可以说我们公司日常的运作方式一直都在发展变化中，因为无论是科学技术、商业惯例，还是我们承保的风险都在不断更新。比如我们现在承保网络风险，这个业务我们在325年之前是肯定不会做的。而从组织架构上来说，这么多年以来，劳合社保持了它的一贯性——由中介把保单分散到各个辛迪加手中。另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劳合社的资金来源，传统上劳合社的资金都是由身家富裕的单个承保人来提供的，在大约20年前，我们引入了公司资金，现在劳合社中90%的资金来自于全球各地主要的保险公司，只保留了10%的资金是来自于个人。

《陆家嘴》：劳合社的承保单元是辛迪加，它是如何组成的？不同的辛迪加会提供哪些不同特征的服务？

约翰·纳尔逊：可以说每个辛迪加都各不相同，这正是劳合社的魅力所在。劳合社的辛迪加具有多样性和国际化的特点，有些辛迪加的资金来源于一个或多个公司，也有些辛迪加的资金完全来源于个人。每一个辛迪加都拥有自己的承保计划，拥有他们所擅长的特殊险种。比如有的擅长海洋险，有的擅长航空险，也有的在业务中断险或是网络险上颇有建树。而在每一个辛迪加下面的职业承保人，他们的业务专长又能进一步地细分。

《陆家嘴》：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在任内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香港的证券交易所进行公司化，他认为这样更透明，更有效率。劳合社有可能走公司化的道路吗？

约翰·纳尔逊：其实不仅仅是香港证交所，伦敦证交所和纽约证交所等也都进行公司化了，他们引入了外部股东。劳合社不是这样，而是一个互惠共生的组织。劳合社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我们有着非常雄厚的资金基础。每一个辛迪加都有他们自己的资本，这其中的一部分要交由劳合社来保管，叫做“劳合社基金”（Funds at Lloyd’s）。同时劳合社还拥有一个“中心基金”（Central Fund），用来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辛迪加。也正是因为劳合社扎实的资金基础，我们拥有非常稳固的A+评级。劳合社的风险控制、承保流程，以及资产管理模式都深受尊重，这也正是“互惠共生”的精髓所在。除此之外，劳合社的成员还共同享受着其他一些好处，比如说劳合社在全球大约200个国家拥有经营牌照，保险公司一旦加入劳合社，便等于拥有了一张覆盖全球的营销网。而我担任主席职位的劳合社公司本身，正是为劳合社旗下的成员服务，这些成员包括管理代理公司、辛迪加、中介、承保人，当然还有我们的客户。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存在为外部股东服务的义务，正是这样的运营模式，铸就了劳合社的今天。

《陆家嘴》：可以想象，为了维护自己的评级和声誉，劳合社对加入的成员一定会有非常严格的要求，那么劳合社如何确保在监管方面做到滴水不漏？

约翰·纳尔逊：首先，劳合社公司有着高效率的监管体系：我们对每一个辛迪加的承保过程进行监管；我们审查并批准他们每年的承保计划；同时我们还对他们的业绩表现进行随时监控。劳合社也有着完善的处罚体系。与此同时，劳合社旗下的辛迪加还直接受到英国央行下属的审慎监管局（PRA）的监管。除此之外，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还对劳合社的中介进行监管。正是这样多管齐下的监管形式确保了劳合社得以在一个严谨审慎的模式下持续运营。

劳合社与中国的缘分

《陆家嘴》：目前中国有哪些保险公司加入了劳合社？他们加入劳合社可以获得哪些益处？

约翰·纳尔逊：劳合社到2025年的长期战略中有一条就是，吸引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保险商加入劳合社，为劳合社带来更多的经销渠道和资金。我们非常希望能吸引到更多的来自中国、墨西哥和巴西等地的保险商来加入劳合社市场，这样能使我们承保的业务更加国际化。中国再保险集团加入劳合社已经有一年半了，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中可能还会有几家中国公司加入，具体的工作正在洽谈中。

对于加入劳合社的中国保险商来说，如果他们承保的大型企业正在进行国际化发展，那么劳合社的国际营销网就能够帮助中国保险商在海外市场上继续追踪这些企业。另一方面，劳合社拥有其他保险公司所没有的特殊险种，这也能够与中国保险商的业务形成互补。

《陆家嘴》：劳合社在试图进入中国市场时遇到了政策上的麻烦，因为中国只允许单一的保险公司开展业务。因此劳合社在中国设立了一家保险公司，提供保险和再保险业务，它是如何与劳合社在英国以辛迪加为单元的模式进行对接的？

约翰·纳尔逊：劳合社在中国拥有的平台就犹如伦敦平台的镜像，我们只不过在中国作了结构上的一个小小的调整以符合中国法规，我们成立了一个高于辛迪加的公司，进行总体操作。除

此之外，所有的运营方式都与伦敦劳合社市场相一致。

《陆家嘴》：据我们所知，劳合社正计划在北京成立公司，这是否意味着劳合社在中国市场上正打算加速扩张？

约翰·纳尔逊：劳合社中国公司的规模依然比较小。从业务规模上来说，如果按照当前的形势，估计每年有3.5亿美元的保费收入。基本上是2007年劳合社中国公司刚成立时候的三倍。对于这样的进步，我们感到很满意。当然我们业务中的大部分还只是再保险业务，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直保业务量也会增长。

确实我们已经向中国监管机构申请在北京成立公司，这将是在上海的劳合社中国公司的分公司。北京公司成立后，我们距离中国大型保险公司的地理位置就更近了。我们在中国市场的计划是逐步增加在我们擅长的保险领域的渗透，吸引更多的中国承销商加入劳合社。换句话说在北京的分公司开始运营之后，劳合社在中国的规模将保持一段时间不变。大体上来说我们希望在中国的业绩增长能够比中国GDP的增速略高一些。在发达国家通常我们会期望业务增长与GDP相一致，但是在中国、巴西、墨西哥等这些国家，你会期待业务增长速度比GDP略快一些。

《陆家嘴》：从劳合社的产品目录来看，包含恐怖主义、战争、罢工等因素的险种占主导地位，这些险种对中国公司吸引力大吗？

约翰·纳尔逊：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保险行业在中国的渗透度还非常低。一年前我们出版了一份有关全球保险行业渗透度的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严重保险不足。可以说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感到很惊讶。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今年4月在中国雅安发生的地震，我们估算大约保险只覆盖了1%的损失。非常明显，在中国，保险业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渗透。我们同中国政府有所合作，中国政府也希望保险业涉及的面能够扩大，因为这样能帮助国家分担风险，对经济也有所保障。中国政府也希望国内的保险市场能够更加国际化，这样风险能得以分散，当然他们同样也希望中国保险商能够更加国际化。

《陆家嘴》：中国平安保险不久前以2.6亿英镑买下了劳合社大楼，目前大楼里有超过2/3的物业都是租给劳合社的，但有传言说你们要搬离这座大楼，这将会导致大楼的空置，有这种可能性吗？

约翰·纳尔逊：我们拥有劳合社大厦长期的租赁合同，其中有保险条款允许我们在这里待任意长的时间。合同中也有一个中止条款，允许我们在2021年中止合约，搬出大楼，我们到时候才会决定究竟搬还是不搬。距离2021年还有很长时间，现在很难判断是否会搬，我不清楚如果公司规模扩大，这幢楼还够不够用。这幢26年前建造的大楼适得其用，现在各项功能都很好，我看不到短期内我们会搬出去的可能。你必须理解的是，谁是这幢大楼的拥有者对我们来说没有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资本前来英国，尤其是伦敦进行房地产投资，因此平安成为我们大楼的拥有者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惊讶。我相信平安在投资前一定作了充分的评估。

《陆家嘴》：您认为这是一种单纯的资产投资行为，还是标志着这家中国保险公司要进军英国市场了？

约翰·纳尔逊：我认为这是一个单纯的投资行为。劳合社现在和平安保险关系友好，我不认为平安保险成为劳合社大楼的主人会对我们之间的关系造成任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