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培养健康市场经济的想像力

原标题：谢勇：培养健康市场经济的想像力

[摘要] 在这个闷热的夏季，反腐风暴席卷三晋大地。9月初举办的国际晋商大会，与天气形成对比的是气氛之“冷清”、缺席者陡增。

在这个闷热的夏季，反腐风暴席卷三晋大地。9月初举办的国际晋商大会，与天气形成对比的是气氛之“冷清”、缺席者陡增：组委会主任白云不见了，本应该出现在主席台上的很多领导不见了，还有，本来作为杰出晋商代表的那些企业家们，邢利斌、贾延亮、袁玉珠、张新明等，也已经不见了。而那些可以参加，有分量够资格参加的本地晋商们，对此“盛会”唯恐避之不及，怕“去了就回不来”。

意气风发的是郭台铭，这位祖籍山西晋城的台湾商人，在如此低迷诡异的情况下，信心满满地表示，今年鸿海在山西新增投资金额将超过50亿元。2014年，富士康在山西的产值一定会超过600亿元。据《山西日报》报道，大会致辞后，王儒林走到前排，与郭台铭等握手交谈。郭台铭在山西的生意与煤没有太多关联，富士康晋城产区主要生产工业机械、自动化设备、精密模具，而太原产区主要是高端手机零部件。也许在王儒林乃至其前任袁纯清看来，郭台铭才应该是晋商未来的代表。

在袁纯清三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曾经用“资源诅咒”的概念形容山西，他将山西称为“资源诅咒”的中国样本，认为就是资源开发锁闭了发展功能，制约了发展空间，甚或拖累了经济发展。引以为豪的资源优势，成了山西的困惑和苦涩。

更要命的是依附煤炭资源形成的“山头”文化。袁纯清提出，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动被资源所主宰，一定是可怕的。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文化被资源所主导，则更加可怕。遗憾的是，前些年资源开采门槛过低、资源红利唾手可得，使一些干部眼中只有煤炭，开口闭口都是煤炭，离开了煤炭好像就失去了活路。这就使三晋文化的特质发生了重大变异，形成了(确切地讲是异化为)以煤炭为依赖的“发展生态”和“资源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坐拥丰富资源的山西，经济发展反而滞后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实，有些话，袁纯清一定看清楚了但没有说出来。比如，依附煤炭资源，山西形成的不仅仅是经济模式和路径依赖，更是建立在“黑金经济”上扭曲的政商模式和商业文化，形成了灰色的社会氛围，而在这个氛围下，山西部分官员与企业家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一个官员倒下，就牵连到一群企业家;每一个企业家被抓，就关涉众多官员。利益交错，关系盘根错节。即便有人会腹诽“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辛辛苦苦赚得两个钱，当官的三言两语就拿走了”，却始终无碍官商互惠互利模式的持续运转，无碍做成的一笔笔勾兑生意。

也就是在这种模式下，晋商与“煤老板”几画等号，中国社会不断因为这一群体的暴富与恶俗而皱眉，我们看到了财富，却很难看到晋商身上杰出的企业家基因和创业冲动。资源诅咒，成就财富，却也杀死晋商。

实际上，只要愿意寻找，总会发现这些黑金罪人身上，有一些东西闪烁着异样光泽。比如已经不再是舆论关注焦点的山西商人丁书苗，当反金陵十三钗式欲望想象逐渐淡去，人们终于会注意到被称为“傻娘”的她—曾在改革开放的田野上，挨家挨户收鸡蛋，去做些小买卖，点滴积累着财富。居于她灵魂深处的，是晋商传统中对财富极度渴望，以及获取财富的种种“优秀”品质—勤劳，耐心，嗅觉灵敏，判断力出众，当然，还有对于中国官场的高超领悟力和彻底臣服。

还有这次山西反腐风暴核心人物之一，因7000万嫁女而闻名的邢利斌，1990年，邢利斌从山西大学毕业后没有去被分配的单位报到，而是开始“创业”，回吕梁的中阳县承包小铁厂。同年，邢利斌租赁经营了柳林县金家庄煤矿，正式进入煤炭行业。据报道，邢利斌介入煤炭生意之初，资金匮乏，就从中阳、柳林等地村民手中集资购买煤矿。邢利斌言而有信，到期就足额支付了集资的本金和利息，当地的老百姓都愿意借钱给他。邢利斌出具的集资借款白条，在当地一度成了可以流通的硬通货。

邢利斌有着超常的胆量和嗅觉，他精准把握住了煤炭价格暴涨前夜的有利时机。长达近10年持续走高的煤炭市场，保证了其一手打造的联盛集团在高杠杆模式下的扩张，链条仍不断裂。可以说，“邢利斌们”就是一个商业奇才，他们的商业才能，对比郭台铭，又差在哪里?

差距不在商业才能，却在其他。邢利斌、丁书苗们的短板，在于缺乏“健康市场经济的想像力” ，在于不去坚守企业家商人的独立地位，在于看不到“官商交往要有道，要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

但这些能完全归咎于这群晋商吗?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中国经济场中，权力从来都没有缺席。所谓依附资源，归根结底是依附对原材料、土地、贷款等要素资源的分配有着予取予夺的权力。与权力共舞获得成功，同时产生了无数牺牲品。当这些晋商们成为白手套的代名词，企业家精神内核和专业的商战能力，也就蜕变成为权力的牺牲品。

“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吾有此历史、有基础，能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这是梁启超在1912年自海外归来时在北京发表的言论。晋商作为中国第一商帮，对于中国商业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其一以贯之的“以义制利”的理念，以股份制为核心，包括职业经理人、身股制等一系列先进企业制度，并凭借这些，将传统农耕文明中的商业做到极致。

问题在于，这些沉淀在血液中的能力与冲动，却无力挣脱官商关系的各色枷锁。只要在这块土壤中扎根，其长出的枝叶，结出的果实，其实都已经注定是什么样子。甚至，比起前辈，今天的晋商更加依附权力，每一次山西省重塑煤炭生产格局，对他们而言都是机会，他们只要能够把权力伺候好，就意味着财富继续膨胀。而对这个国家，则意味着各种荒诞而土气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继续弥漫，企业家们距离正常的市场经济状态越来越远。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曾指出提供路径依赖的钥匙是文化。文化乃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在全球化浪潮中，产品可以复制，技术可以引进，文化却无法拷贝。根本改变“煤文化”特质，营造创新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应当是谋划发展的战略基点。要走出魔咒，不仅仅是山西经济转型要求解的问题，更需要的，则是重构社会机制以及经济运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