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农民市民化人均成本7万至10万

原标题：樊纲：农民市民化人均成本7万至10万

农民工早退、工资过早上涨，可能导致双重风险：一方面，由于劳动力过早出现结构性短缺，市场供求关系导致工资过早、过快上涨，更容易发生工资增长快于生产率提高的“陷阱”问题。另一方面，早退回去的农民工的生产率降回到了农业的生产率，收入也相应下降，与工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会使得要求政府干预收入分配、加大政府补贴农民的社会压力极大，导致全社会范围的福利陷阱产生。这一幕已经在拉美国家上演多年。

10月19日，在该书的新闻发布会上，樊纲提出，防止中国出现双重“陷阱”的对策是农民工渐进市民化，就是要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保障水平上农民工和市民存在“差异”，由“双轨制”(市民化和准市民化“两轨”并行)最终过渡为“单轨制”(完全市民化)。这就需要在渐进的过程中，对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政体系进行改革。

他表示，农民工市民化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这是一项需要支付“成本”、涉及我国各级政府财力支出平衡的制度安排。根据不同口径测算，农民市民化的人均成本在7万元至10万元，到2020年，农民转市民需要筹集的资金规模将达到30万亿至40万亿元。同时，加上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是需要时间的，农民工市民化也是需要时间的。

什么是“农民工早退”?

为何中国目前的“民工荒”和工资上涨并非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樊纲表示，中国情况与刘易斯拐点的基本条件并不相符。

“刘易斯拐点”由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提出，指的是随着农民越来越多地转移出农业，越来越少的人在原来的土地上耕作，人均耕地耕地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提高，从而导致农民的收入和工人的工资逐步趋同;当两种产业的工资基本相同时，农民不再有转移的动力，我们就说达到了“刘易斯拐点”。

但在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存在“民工荒”悖论：中国目前农业和工业两部分的工资远未趋同，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

樊纲用几个数据描述这个悖论：目前，中国农民的平均收入，还不到“农民工”(已经转移出去的农民)的工资收入的50%~60%。同时，中国还有超过50%的劳动力是乡村劳动力。即使按照更严格的办法，把人在农村但已经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从农民的范畴中减去，中国目前也还存在30%~35%左右的劳动力是农民。根据其他国家历史经验，农民在一国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下降到10%~15%，才会出现产业工资均等的情况，这时才可以认为剩余劳动力已经用完，经济发展达到了“刘易斯拐点”。

所以，樊纲认为，目前中国遇到的情况是中国特有的“农民工早退”，即农民工因城市不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难以在城市定居而过早地退出城市劳动力供给市场、退回农村的现象。这种农民工早退有以下一些特点：城市里很少有“老农民工”;农民外出打工时间短;农民工平均年龄低;而农村存在着一批有外出打工经历的中年农民。

该研究团队在深圳的调查显示只有28.5%被访者打算在深圳定居，工资、生活成本和子女教育是农民工选择离开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