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被深度套牢:行踪难觅 电话无人接听

原标题：煤老板被深度套牢：他们行踪难觅 电话无人接听

本报记者杜光利发自陕西榆林、延安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有人如此形容令人错愕的国内煤炭行业。

从陕西省延安市一路向北，一直到与内蒙古交界的陕北地区，这条3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被誉为是中国的“能源走廊”。过去10年间，能源开发热潮像是着了魔法一样，顺着运煤车的路径呼啸而来，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创造了地方发展神话的这个地方，富人的数量和他们的资产激增。

然而，往日的繁华如今消失无踪，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正式终结，市场进入冰河期，煤炭价格高台跳水般下坠。迄今，许多煤炭品种的价格比高峰期跌去了大半左右，产煤大省危机四伏。

最先承受危机的是处在产业链前端的煤老板们，无法稳住市场地震，投入巨资的他们出现资金链断裂，几乎都被深度套牢，备受煎熬。

在陕西，许多煤矿因煤炭价格跌破成本线而不得不限产甚至停产。业界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保守估计，仅陕西榆林就有100多座煤矿停产或半停产。危机中，大多数煤老板恐慌中最急迫的愿望就是卖掉手上的煤矿，逃出“绝境”，但苦于“找不到能救出自己本金的人接手”。2013年年关前，面对追款的压力，这些煤老板焦虑不安，纷纷外出躲债。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和其他产煤大省一样，陕西省政府紧急出台了煤炭救市“新27条”，同时包括暂停征收部分税费，资源城市榆林以贷款贴息、促销奖励等措施以推动煤矿复产，以保证工业的增长。而“新27条”强调，要完成“低层次资源开发到高端化资源产业转变、单一性资源产业到多元化产业结构转变、资源依赖型增长到创新型发展转变”。

作为陕西的主要产业，煤炭交织着各级政府、国有煤企、私营煤矿主、矿区百姓等多方的复杂利益关系，当煤炭市场行情“跌跌不休”时，原本被持续坚挺的煤价掩盖的一些矛盾和后遗症开始集中发作。

中小煤矿成烫手山芋

自2012年下半年伊始，煤炭价格连续15个月下跌后，突然从2013年9月份开始，连续拉涨10周。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以榆林市场为例，各煤炭品种每吨都从低位价格上平均涨了30元左右，这让魂不守舍的煤老板们似乎看见了市场的反转信号。

然而反弹仅是昙花一现。

进入2013年12月，榆林的煤价开始增长乏力，进而块煤的价格再次掉头下降。“由于整个市场需求没有改善，今年1月份，整个榆林煤价的增长会变为零或者为负数。”榆林当地一座国有煤矿的高管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原本，煤炭象征的是富裕的终点，煤矿被誉为“装满钞票的聚宝盆”，那些同时拥有奔驰、宝马等豪车的煤老板挥金如土的形象一度名噪一方。然而，现在，昔日的富贵荣华已恍若隔世，让煤老板一夜暴富、高价购来的中小煤矿也成了“烫手的山芋”，市场一片肃杀之气，深陷市场谷底的煤老板们苦苦挣扎。

如今，要找到这些光环褪去的煤老板颇不容易。时代周报记者日前联系了榆林当地多名煤老板试图采访，发现他们行踪难觅，有的电话无人接听，有的一听是要采访，忙改口称自己在国外予以婉拒。

2014年1月7日，时代周报记者联系向来健谈的府谷县煤老板刘建(化名)，对方手机里传来“您所拨打的手机已停机”的提示音。然而5分钟后，刘建居然用该号码又打了过来，“对不起，我的手机的停机提示音是设置的炫铃，我看你的手机号不是老家那边的才回你的电话。我两年前就离开府谷了，现在在西安待着，不准备回去了。”他苦笑着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刘建在府谷县新民镇拥有一座年产120万吨煤炭的煤矿的一半股份，还在一个年产90万吨煤炭的技改煤矿中占有股份。但现在，这些股份正让40多岁的刘建经受着巨大的痛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煤矿一步步从兴盛滑入泥潭，他本人也像是一只处在壁板夹缝中的老鼠，变得惊恐而小心翼翼。

“我现在还有一个亿的贷款无法还，煤价掉得连开采成本都不够，开不了工，资金链断了，我们没钱了，大家都没钱了。”刘建承认，因为无法还上贷款，没办法只好躲到西安，“以后煤矿交给别人打理，我不会亲自搞这行了。”他说自己一做梦就是堆积如山的煤炭，再有很多人追债，精神要崩溃了，连接听手机都要防备。

刘建一心想着要卖掉手上的煤矿，只是找不到人接手。“我现在想卖没人买，卖了那我亏损就是个不敢想的巨大窟窿，就剩跑路和跳楼了。”他说。知情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刘建的煤矿股份是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入手的，当时的煤矿价格是按煤矿的资源价款每吨90—100元购得的，现在这些煤矿的出让价按资源价款每吨30元估算都没人要。

统计显示，在榆林市200多家煤矿企业中，有2/3已经停产。

在刘建的煤场周围，还分布三四十家煤矿，整个府谷县目前共有77家煤矿，而在紧邻的神木县则有近百家煤矿。黄金十年，煤价暴涨，这些煤矿曾被多次转手炒卖，煤矿价格被推向最高位。而目前的经营者大多是高位接手被套的“倒霉蛋”，他们如今身上几乎都扛着贷款的压力，现在仅有不到三成的煤矿还处于生产中。

和刘建一样，这些煤矿中的私营老板多数清醒地知道，卖掉煤矿、抖掉包袱，仅仅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梦想。业界普遍认为，煤炭行业是一个萎缩性的行业，将来煤矿只是“挣一个社会平均的利润”，煤老板已风光不再，一切都在贬值。煤矿忽然变成了无人敢接手的“地雷”。

据业内人士介绍，煤矿的二级市场上，如今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卖方市场，变卖的煤老板几无谈判余地，根本无法反映煤矿的公允市价。对此，煤老板也显得无可奈何。

熟悉榆林政经的一位媒体记者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在府谷县，原先有一个煤炭储量在2000多万吨的煤矿，2011年被人以29亿元的价格买下，现在的市场价不到9亿元。

不过，嚷嚷着要卖掉煤矿的人其实绝对不会在眼下这个时候出手。业内人士表示，很多煤老板的身后都跟着一大批人，他们所买煤矿的本金，是从小股东手里融资来的，如果煤矿贱卖，大股东无法向小股东兑现，会引发很多连锁反应。凡是手头有煤矿的煤老板，他宁肯死拖着也不会变卖，这样就可以应付、唬弄小股东，让亏空不要显现出来，最终等待煤价翻转。

相互拆借救火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啊，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府谷县一名苏姓煤老板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目前大多数煤老板为了不影响信誉评级，脑袋里想的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想方设法先把银行到期的贷款还上，“都是我一块、你两块、他三块地相互拆借"救火"。

但现在处在旧历年关时期，许多贷款到期了，按民间习惯，年底都要把账务清算一下，“找钱更难了，面对银行还款的压力，还银行贷款现在也难以为继了。”苏老板说，“不停倒贷”也让煤企不胜其烦。

2014年1月7日，时代周报记者在神木县、府谷县境内的一些煤矿货场内看到堆积如山的煤炭，仍有一些拉煤的货车来往穿梭在路上。实际上，这些煤炭大多来自于国有煤企。

某国有大型煤矿一名高管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国有煤矿不管市场行情怎样都要生产—国企要正常执行重点计划，要设法完成产值、销售收入等经营指标。

此前多年，由于高需求、高回报，致使煤炭产业的投资异常疯狂。为了改善煤炭产业生态环境，达到提高生产率和安全性的目的，陕西启动了大规模煤炭资源整合。在重组整合中，各煤矿股份在二级市场流转频频，一些私营煤矿主不惜背负高利贷在高位进入，接下来遭遇煤炭市场忽然来临的“冰河期”，这些煤矿主的债务因此雪上加霜。

2010年9月，陕西启动大规模煤炭资源整合，按照计划，第一阶段目标是到2011年6月底，通过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使煤矿开采主体从550家减少到120家以内，煤矿数量减少到400处左右。

在陕西煤改的强力推进下，榆林和延安等地在煤炭资源整合中要求煤矿企业必须抛弃以前广泛使用的炮采，上马综采设备。此举虽然令煤矿生产的安全性和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但其技术改造和购置设备费用庞大。

据业内人士介绍，煤矿技改，每吨生产能力的投入在500—700元，即一个年产90万吨的矿井，最少需投入4亿多元。

根据陕西煤改计划，煤矿扩产建设和技术升级改造将按设计分步实施改造。但是，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部分机械化矿井出现成本售价倒挂，综采成本每吨达到100元，煤矿效益陷入亏损。

业内人士称，在陕西参与资源整合的主体煤矿的私营矿主均负债率高企，榆林当地的一些煤老板背负了少则数亿多则一二十亿元的债务，其中除了来自民间融资，还有来自银行的贷款，“光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就高达七八亿元”。

煤企糟糕的经营状况，使煤老板的偿债能力下降了，已经引起商业银行的警觉。神木、府谷多位煤老板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一些商业银行回笼资金后，尤其收紧了对民营煤企的贷款，基本不再往外放贷了，民营煤企进一步融资困难很大。而一些摊子铺得大的私营煤企在展开技术改造中资金链已经断裂。

府谷县庙沟门一名王姓煤老板对时代周报记者称，自己和另一个合伙人将年产30万吨的煤矿整合为90万吨，前期投资7亿元，现在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阶段，至少还要投资4亿元。因为没有产出和收益，融资目前还找不到门路。

2013年，神木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断裂，连续爆发多起民间非法集资大案，标志以煤炭产业为投资主体的民间信贷崩盘，其中煤老板“跑路”事件不断。因煤炭资源整合，也引发了民间借贷方面的纠纷诉讼，有人将其称为“煤改后遗症”。

据榆林当地一位媒体记者透露，目前当地多名煤老板在煤矿资源整合期间，因为涉嫌民间非法集资案而被警方刑拘，有的将面临公诉。不少煤老板在完成煤炭收购、资源整合后，因为技术改造资金无法筹措到位，只有放弃，非常可惜。

有媒体报道，煤炭市场的变化让陕西煤改的实施横生变数，计划中的煤矿建设升级大潮并未来临，改扩建陷入资金僵局。

“在现在这种市场情况下，让煤矿花巨资建设机械(600984,股吧)化的矿井，很多人真的不敢再往里冒险了，但政府主导的煤改有点"一刀切"的味道，应要兼顾到拯救煤企。”榆林市横山县一位民营煤企老板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资源诅咒”

尽管深陷行业严冬，煤老板叫苦不迭，但熟悉陕西煤炭产业生态的一位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对陕西的煤老板来说，目前投资煤炭行业仍是赚钱的行业，以目前的煤价算，大多数煤老板每吨煤仍能赚取100元钱。真正不赚钱的其实就那么几个而已，他们最怕的就是煤价继续往下掉，那就等于逼得他们彻底没了盈利空间。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预测，2014年上半年，煤炭市场供需总量宽松、结构性过剩的态势还难以改变，全社会库存将继续维持在高位，企业经营仍将面临较大的困难和风险。

国内煤炭消费节奏已明显放缓，可煤炭又被扣上了“污染”的帽子，放缓恐将扩大。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到2017年，我国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到65%以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要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

据媒体报道，神华集团最新动力(310328,基金吧)煤报价在2013年最后一周止涨的情况下，2014年首期现货报价出现了全线暴跌，相比2013年最后一周的报价出现了17—76元/吨的大幅下跌，最高跌幅达14.28%。有煤炭市场分析师表示，受此影响，2014年1月份北方港口煤炭价格大幅下跌的趋势已成定局。

对于陕西而言，目前半数以上的煤矿仍在技改期，这些煤矿投产之后的产能将集中释放，恐将本就低迷的煤价再次打入谷底。

“如果不转型，将有一半民营煤企被市场淘汰。”府谷“煤炭大王”高乃则曾不无担忧地对当地媒体说。而陕西的煤炭资源整合，有人指出也有“国进民退”的味道，依靠资源成本优势，国有企业将成为煤炭产业的绝对主导者。

如何转型?一位煤老板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政府只给予指导性意见，真正的转型还要靠煤老板自身。但问题是如今的煤老板多数都陷入了“被套无钱”的困境，根本没心思来考虑转型。

多家煤矿停产让煤城榆林的经济亮起红灯。过去10多年，煤炭行业对榆林市财政总收入的贡献率达40%以上，榆林市经济总量增长了约24倍，经济总量占陕西省的份额超过20%，一跃成为陕西的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西安，被官方称为“陕西发展的重要一极”。

榆林市主要官员说，榆林作为资源型城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是现实之需，更是利在长远的大事。在榆林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推动经济增长依赖一次性能源开采的思维定势，而近年来随着能源价格走高，对其他产业产生“挤出效应”，资源依赖的直接后果就形成了“资源诅咒”。

此次煤市下行，让榆林市的主要经济指标恶化明显。为了“拯救”榆林经济，2013年8月，陕西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支持榆林持续发展的意见》，坊间称之为“新27条”。“新27条”明确提出，将榆林列为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开展产业转型综合配套改革，探索建立有利于产业转型和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并允许榆林选择部分标杆项目开展先行先试。

陕西“新27条”写到，在榆林创建民营经济转型试验区，支持榆林在民营企业用地、融资、担保、用工、结构性减税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新路径。

但是，从相关的政策先行先试的具体落实上，官方对此鲜有实际行动。

而多位受访的煤老板均表示，“新27条”的指导意见对煤企仍没有实质性作用，如何守住如今的产业，“银行的催债压力才是当前最痛苦的事”。

面对政府主导的产业转型，煤炭企业并不愿埋单。“最好不要动用政府之手，而应该交给市场。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说，既然卖煤能赚钱又何必进行产业转型呢?”榆林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卖煤不仅生产销售的周期短、风险小，而且一旦市场不景气，小企业尚好调头，退出的成本也很低。

“如果能帮助煤企降低融资成本，增强融资能力和还贷能力，才是最实质性的帮助。”上述学者说。

事实上，市场倒逼民间资本以煤炭就地转化的方式，解决榆林煤炭“价低、运难”的发展瓶颈，一些新型煤炭炼焦炭产业已经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