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经之：梁启超的美学贡献

原标题：胡经之：梁启超的美学贡献

梁启超和王国维是同时代人。梁比王早生了4年(1873)，晚死了2年(1929)，两人都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晚年都成了清华园国学门的著名导师。王国维因清亡、末代皇帝被逐，身为侍读的他感到奇耻大辱，自沉于昆明湖。梁启超的一生，先是投身维新变革，热心从政救国，后又潜心著书立说，演说讲学，最终以“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的追求，逝于北京。对于王国维的死，我们深感惋惜，但对于梁启超的一生，我们却要以钦佩之情来表示。且不说他满腔热血投身维新，就只说他的博学多才、著作等身，实令人叹为观止。收入《饮冰室合集》中的文字竟有1500万字之多，共有184集，堪称那个时代之冠。若以梁启超的写作时间不到30年计算，那么，他每年平均都要写出50多万字，这在还无电脑的时代，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要能达到这种境地，不仅需要刻苦勤奋，还要才思敏捷，更需要具有一种精神：视写作为自己的生命，欲罢而不能。

梁启超处在两个世纪之交，社会现实把他卷进了时代潮流的中心，不断为中国探索新路。他的老师康有为贬之为“流质多变”。说他多变，确是事实。他博览群书，中外古今，涉猎甚广。他对自己的论著作了自我剖白：优点是“博而新”，但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浅而芜”。这和王国维那种专而深的治学道路颇为不同。梁启超治学的最可贵之处，乃是虽然“多变”，却又并未“流质”。他在《善变的豪杰》中这样说道：“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志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梁启超的学术多变，但多变而不离其宗，那就是要唤醒国人，启发民智，更新人性，发愤图强，振兴中华。梁启超前后期的人生确有变化，但他的人生观却一以贯之。他自己说，他的一生是靠兴味来作生活的源泉，对学问和政治都有浓厚的兴味;两者相比，做学问的兴味更浓。在五四运动前，更多的精力放在政治的维新变革上面，但也不忘学问。1919年，他在欧洲游学，对西学发生了广泛的兴趣。他在那里最早得知巴黎和会传出的消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反而要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交给日本。梁启超气愤不平，立即将此消息传给国内学界，北京学生群情愤慨，北大学生带头烧了赵家楼，引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梁启超游学归来之后，就进了清华园国学门，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但他始终密切关注着政治，他说，自己若不管政治，便是逃避责任，心里会感到不安。兴味和责任构成梁启超人生观的两大基础。他治美学，也以此为基础。

梁启超的美学，前后期也有所变化，所突出的重点不同。当他热心政治维新、投身于社会变革之时，在美学上就特别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治教化作用，竭力倡导政治小说。而致力于学术研究时，他的美学就更多深入阐发文学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重点有变，其美学的宗旨未变。审美也好，艺术也好，其根本目的，还是“新民” ——打动人心，更新人性，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改造国民性。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一生不断地致力于“改造国民的品质”，而审美教育就是对国人进行“精神教育”的重要途径。在他看来，“欲新一国之民”，就要去“新人心”。审美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去“新人心”，塑铸“新人格”，从而，才能去变革社会。梁启超在美学上的最大贡献，乃是把审美这一人类独特的活动放置在社会人生的整体中来揭示它如何影响人的心灵，从而又作用于变革社会的独特的社会功能。审美和艺术，既有自身的直接功能，又有对外的间接功能，离不开社会人生，但自身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这一方面，梁启超的美学，要点有三：其一，美在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美术与生活》)。美就在生活中，美的人生被放置于人类本体论的地位，因此，爱美，也就成了“人生目的的一部分”。美的追求，乃是人生的一大目的。其二，审美之所以必要，在于审美所引发出来的趣味或情感，乃是“生活的原动力”，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源泉”(《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在梁启超的美学中，有时突出“趣味”，有时突出 “情感”，我们不妨把这些合称为“情趣”。梁启超把由审美引发的情趣看得十分重要，将之看做“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他把感情与理解作了区分，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理解的功能，“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但感情却能激发人“到底去做不做”(《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属于人的动力机制。其三，生活中的情趣要表达出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文学艺术。文学艺术要能把情趣表达出来，就要创构出艺术的境界。依他看来，趣味乃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出来”，要表现趣味，在文学艺术中就要把产生这趣味的境界表现出来。此时，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在心灵中融合为境界，“把我的生命和宇宙的众生进合为一”(《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倡导的文学革命，不仅在于文学要运用新语句，更重要的是要创造出新境界。梁启超的境界说，虽然其根底是在推崇唯心，但却比前人拓展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并以新理想来导向新境界。

梁启超谈论审美，始终紧紧扣着趣味、情感来深入展开。情趣说，可以说是梁启超境界说的核心。这标志着，中国美学在吸收西方美学之长和继承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过程中，正在逐渐自成特色。西方美学在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审美趣味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英国经验主义美学标举审美趣味，发展到德国理性主义美学，同样重视审美趣味，康德甚至把审美判断就称之为趣味判断。梁启超在阐释趣味的“无所为而为”时，显然吸取了西方美学中的审美功利说。更进一步，梁启超还把趣味之说推向整个人生。人要变成有趣之人，民族要变成有趣的民族，社会也要变成有趣的社会，所以，他自称是一个地道的趣味主义者。他没有想到的是，如今，西方发达国家已发展到后现代，趣味之说更受到青睐。英国当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在他的《后哲学文化》一书中说道：“所谓人类的进步，就是使人类做出更多有趣的事情，变成更加有趣的人。”

梁启超的美学，虽然吸收了西方现代美学的元素，但其根本，还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他多次阐发了孔子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的观念，认为审美的愉悦，超越了其他快乐。审美之乐，正在于精神境界的提升，在审美的愉悦中得到的精神享受的同时，拓展和提升了精神境界。中国文人的人生理想，是要做到立德、立功、立言，通达时，“兼济天下”，实现自我;而受阻塞时，则要“独善其身”，自我完善。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只有做到自我完善，“正心、诚意、修身”，才能进而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审美、艺术不能直接用来“齐家、治国、平天下”，只能用来“正心、诚意、修身”，但也可以间接地对前者发挥作用。梁启超美学承续了中国文化传统，而又做了自己的发挥。

美学中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要回答审美怎样才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日益自我完善。梁启超美学的最有价值之处，正在于深入到趣味、情感、境界的内部，作价值剖析，对趣味、价值、情感本身作了价值区分，从而给予我们莫大的启示：审美、艺术可以把人引向美好、崇高，也可以把人引向丑恶、卑下，关键乃在趣味、情感、境界的价值取向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价值定向。梁启超的美学奠基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他对趣味、情感、境界所作的价值分析，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审美活动其实是一种价值体验活动，具有价值定向作用。

人的趣味有好坏吗?梁启超十分肯定。他明确说：“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比如好嫖好赌，何尝不是趣味?但从教育的眼光看来，这种趣味的性质当然是不好。”(《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文学艺术应该培育高尚趣味，“若不向高尚处提，结果可能流于丑秽”(《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情感呢?在梁启超看来，情感本身并非都是美好。“他的本质不能说他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他也有很恶的方面……好起来好得可爱，坏起来也坏得可怕。”情感既有好坏，那么，“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渐渐压伏淘汰下去”。正是这样，人类方能不断前进。作家、艺术家的使命也正在通过情感教育，把情感向真、善、美方向提升，所以，“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挈，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审美情趣的差异，表现于文学艺术，必然产生不同的艺术境界。依梁启超之见，艺术境界有的“狭而有限”，有的则“广而无穷”，有的“卑下平凡”。文学艺术应该创造“优美高尚”、“广而无穷”的艺术境界，“把我们卑下平凡的境界压下去”(《美术与生活》)。在他看来，只有“气象壮阔”、“寄托遥深”的艺术境界，方能是人“神思激扬”。他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就是要在文学艺术中熔铸新理想，创造新境界。倘若“从天然之美和社会实相两方面着力，而以新理想为之主干，自然会有一种新境出现”(《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当然，当代美学应该进一步追问：什么样的趣味、情感、境界是高尚的、美妙的、真实的?什么样的趣味、情感、境界是卑下的、丑恶的、虚假的?梁启超对趣味、情感、境界的价值剖析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但他启示我们，我们的美学不能只停留在心理学的层次，而要上升到价值论，揭示审美和艺术的价值向度。

审美体验是对价值的体验，在体验中领悟人生的价值，因而，审美判断，既是趣味判断，又是情感判断，而且是反思判断，蕴涵着价值的反思。正是因为在审美体验中有着对趣味、情感的反思，能在心灵世界内部作出价值评估，从而促使心灵向高尚、美妙、真实的方向发展，才得以提升精神境界。审美不一定有外在目的，但却有内在目的，这种内在目的就是：提升精神境界，更新人心，塑铸审美人格。审美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无目的”是无外在目的，“合目的”是内在目的。梁启超所说的“无所为而为”，这“无所为”也正是无外在目的，“而为”则有内在目的。因此，审美的功用也就可以有直接功用和间接功用。王国维所说的“无用之用”，鲁迅所说的“不用之用”，蔡元培所说的“似无用，非无用”，其实，都说的是审美只是指向心灵，并不能改变物质。我们可以把审美的功用看成是一种 “虚用”，但这“虚用”也可以成为一种大用。就像郭沫若所说，艺术形似无用，但在“无用之中，有大用”。这种大用就是：“唤醒人性”，“鼓舞生命”。

那么，审美是否也可以对变革社会有用呢?精神问题只能靠精神力量来解决，物质问题也只能靠物质力量来解决。但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可以相互转化，审美影响人的精神，而精神的改变，通过实践，又会去作用于物质力量。不过，审美的功用，影响精神是直接的，而作用于社会则是间接的。梁启超的美学，致力于把审美的外在目的和内在目的统一起来，通过审美的直接作用来对社会起间接作用，把审美的自律和社会的他律结合起来，这是他的美学最大的贡献，对我们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