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翻译书”遮蔽“中国学”

原标题：王南溟：不能用“翻译书”遮蔽“中国学”

我们时不时会听到这样一种声音，目前在中国很难产生像格林伯格那样有系统理论建构的艺术理论家，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有点业余。尽管格林伯格的理论观点在中国的上世纪80年代晚期已广为人知，他的影响力之大亦毋庸讳言，但简单说中国“很难产生像格林伯格那样有系统理论建构的艺术理论家”，那是没有了解格林伯格的理论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

有些人喜欢批判中国的理论没有原创性，却不能给出原创性标准是什么，其实在格林伯格之前也有罗杰·弗莱以及更早的形式主义，而且格林伯格还直接从沃尔夫林理论框架中搬了一部分到他的批评理论中。反过来说，格林伯格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和艺术史的某一个侧面找到了他的突破口——针对20世纪中期形式绘画如何发展的问题，推出了抽象表现主义。

20世纪早期艺术有很多线索在同时发展，形式主义绘画是其中一条线索，因为它最先从理论上成熟起来，才有了格林伯格的理论。而其他线索的艺术理论在当时还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相比较绘画，非绘画的理论要从头开始建立。就像格林伯格解释不了现成品极少主义和波普艺术那样，他之后还有一大片空间可以让理论作局部的截取，每个局部都有可能构成一种或几种理论系统，认为“很难再推出系统理论”的人是自己不懂理论，而不是理论已经被研究完了。

我们要克服两种不良态度，一种是夸大理论体系的不可得，他们喜欢用中国没有理论体系来说事，好像理论体系是一种高不可得的事那样。而其实，一种理论只是一种系统，把理论做系统是一个很平常的事，如果对一个问题系统地展开论述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键词和命题，并且有理论史的上下承接，这就是理论系统。

二是不要用已经有的西方的理论去套现在的一些论述，西方有了，我们就承认，如果西方没有的，我们就不承认，或者什么都等翻译书告诉我们，好像翻译书之前，中国的艺术理论都是不行的。我们应该把翻译和我们自己的建构变成一种互文性的关系，不是说只看翻译书就行了，即便是看翻译书，也要有情境设置。“与其看中国的理论文章还不如直接看西方翻译书”等论调，其实是简单地用西方的翻译书来打压中国的学术研究。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史来看，中国艺术理论也有自己的发展。比如，上世纪80年代早期，白谦慎有一篇文章就为书法建立了新的系统的理论结构。如果白谦慎的书法理论与现代理论有关联，但与当代理论有距离，那刘骁纯早在20年之前就尝试用形式主义研究杜尚的小便池，并且以这个理论原理建立了他的艺术史叙事逻辑。刘骁纯的一组文章尽管没有编成体例性书籍，但这个不重要，格林伯格也是用一篇篇短评组合起来《艺术与文化》评论集。只是白谦慎、刘骁纯这种研究太早，没有在中国引起太多的关注，中国读者，如果都认为只要看西方的理论就行，还妄下断语中国没有理论或者都是抄西方的，那我们有理论也变得没有理论了。

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成果是建立在一个接一个的形式主义的发展基础上的(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而中国的这些理论是在“文革”废墟上的第一代，与西方的知识谱系相比，成果当然很少，但少不等于没有，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特定情境下，有时中国理论家的一篇短评的重要价值甚至超过很多本厚厚的翻译书。我们需要面对中国理论研究的不足和问题，但关键是自己如何讨论这些学术话题，如果总是简单指责中国理论落后，等着翻译书来指导我们，那导致的结果肯定就会是对本土的理论创造力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