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当代艺术能进入美协的展览吗

原标题：彭德：当代艺术能进入美协的展览吗？

当代艺术反体制。中国美协属于官方体制，按形式逻辑推断，两者不能兼容。十几年前，美协机关刊物《美术》杂志批判当代艺术，攻其一点，全盘否定。时过境迁，对立双方的界线变得模糊，有些作品双方都能接受。而今美协在全国美展开辟实验艺术展，可以说是双方妥协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和平演进的结果，尽管很多参展作品缺乏精神力量，属于形式化的当代艺术，体现的只是美协的姿态。

某媒体论坛让我议论此事，我的第一反应是讨厌“实验艺术”这个术语。实验只解决技法问题，对当代艺术观念不起作用。我曾发表过《放弃实验》一文，附在本文的后面，表明我的初始态度。中国美协采用实验艺术而不是先锋艺术或当代艺术等概念，倒是很保险—能同科学挂上钩。中国的美院都有个奇怪的部门：科研处。科研处不是学科研究处，它遵循的标准是科学研究的用语。翻翻文科大学科研处申报奖励的规则及其说明，不难发现中国大学的教条特别离谱。

牢骚按下不表，言归当代艺术。

中国当代艺术的父本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现代主义作为反传统的意识形态，针对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古典艺术。一开始资本世界很愤怒，其反应同十多年前的《美术》杂志左派人士的反应一样强烈。不过，资本可以买断一切，包括异已者。现代主义艺术从此堂而皇之地进入西方美术馆、美术出版物和拍卖行。

按理说，极左路线统治的中国更有理由接纳现代主义艺术，可是东西方冷战时期没有原则只有立场。毛泽东当时有句名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毛泽东语录被称为“最高指示”，一言九鼎，不容讨论。所以，当时的美术界对被资本世界接纳的现代主义艺术，一边倒地进行抨击，指斥为资产阶级的腐朽艺术，致使现代主义艺术在中国活生生地成了时代的弃儿。

当代艺术不是纯艺术，不是在象牙塔中能完成的事业。讨论中国的当代艺术，很大程度上只有从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入手才能理清。当下的中国是一个特殊国家，社会思潮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同理，反体制也不能一概而论。

当代艺术含有反体制、反官方、反政府的成份。体制、官方和政府的前面冠以反字，人们立即感到不适。尤其是经过文革折磨的老年人群，立即显得紧张。其实反政府只要不诉诸暴力，就只是认识问题。政府不是抽象的概念。而今抓了十几万贪官污吏，不少人物都是政府在地的一把手。在崇尚皇权和土皇权的中国，一把手从来都是政府的象征，比宪法还厉害。没有抓出来的人还有多少，不知道。这几年抓了，不能保证今后不再有后继者。贪腐人物掌管的政府，反一反很有必要。进一步说，古今中外的政府，都是有局限有毛病的，将来也不可能变得完美无缺。有人保持反对的姿态，有助于政府警醒和自觉。

艺术家在本性上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先驱，一是巴枯宁，一是克鲁泡特金。作家巴金以他俩作偶像，截取他们名字的前后二字，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毕生不曾复原，表明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他能当上中国作协的主席，意味着政府默认了他的无政府主义姿态。美术家比需要出版社审稿的作家更自由，创作属于个人行为，不需要政府管制。如果他对政府不满，用艺术形式表达出来，那是他的自由。

中国一向鼓吹统一思想，实际上从来没有统一过。不要说统一思想，连统一政府行为都很难实现。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政府行为都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周 永 康在成都搞官商网，薄 熙 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汪洋在广东实行深化改革，成为各种政治诉求或不同阶层的代言人，各说各话，相互之间谈不上一致的思路。这种在思想和行为上各自为政，只要不涉贪腐，不杀人灭口，不以权谋私或危害国家，对发展的中国不是坏事。

回到本题：当代艺术能进入全国美展吗？我的回答是随缘。同体制保持距离对着干是反，进入体制也能反。体制中一些人同当代艺术家一样，有理解力，有同情心，可以成为当代艺术的同路人。你非要学文革极左派，一刀切地把他们当成死敌，他们就会成为你的死敌。敌意往往不在对手，常常在你的判断。

附录：

彭德：放弃实验——致前卫艺术家(节选)

即使在科学研究中，实验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它只在中观世界的某些零碎工程中生效。中国的施惠学派认为：一尺长的竹鞭，第一天截取它的一半，然后每天截取剩下一半的一半，永远也截取不完。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科学家仍然不能通过实验证实这个论断，也不能通过实验证伪，他们找不到无限切割的工具。

20世纪的人类社会可以视为一个庞大的实验室。从科技、经济、政治、学术到社会契约，都在进行实验。艺术受到感染，也就顺理成章。实验艺术的说法，即使作为一个非学术性的传播术语，也只能在特定的时期起作用，时过境迁，它就会被人遗弃。与其如此，不如另起炉灶，寻找更合适的词汇。比如前卫艺术、先锋艺术、新锐艺术之类的比喻式词汇，都胜过实验艺术这个术语。

实验是同目的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指向是功利，而艺术的本性不在于目的。实验是同理性联系在一起的，如同艺术是同直觉联系在一起一样。理性常常是艺术的克星，无论是宗教理性还是科学理性，都会使艺术黯然失色。实验充当着科学发展的工具，科学时代的格言是“失败是成功之母”，科学时代的粗浅方法是实验。不过艺术不等于科学，科学方法对于艺术，有时是无用的，比如用解剖学来检测毕加索的人体画;有时是有害的，比如用生物学来批评古代神话;有时貌似有用而实际有害，比如将前卫艺术纳入实验的轨道。实验是西方近现代美术技法的支柱：绘画透视学依据的是几何学，艺用解剖学依据的是医用解剖学，绘画色彩学依据的是科学色彩学。这些技法学科就象巴黎女人的紧身腰带一样，在造就西方美术特色的同时，极大地限制了艺术的天性。中国美术界推行实验的艺术观，长达十多年，结果“创作”风气越来越匠气，越来越呆板。

实验不对即出错，而艺术本身没有对和错。对和错的二元判断是冷战时代的思维习惯，是人类的孩童时代的批评定式。艺术史不是对的艺术取代错的艺术的历史，而是艺术形态不断丰富的历史，是人的感觉不断展开的历史。一旦把艺术纳入实验的轨道，艺术的表达就将变成枯燥的和令人焦虑的过程，它既有害于艺术的本性，更有害于艺术家通过艺术去追求自由的信念。

实验的课题可以视为系列化的问题。这些问题环环相扣，逻辑严密地向前推进。可惜艺术在于表达而不在于证实，实验活动充其量只是在追求新技法时才有用处。将当代艺术定格在实验之上，就是舍本逐末地定格在技法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