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玉君：问题不在“材料”本身

原标题：葛玉君：问题不在“材料”本身

所谓“材料的‘滥用’”，在此至少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是一种“中性”的概念，意指对艺术领域中所出现的各式各样材料这一现象的描述；其二，带有对这一现象强烈的质疑与批判。当然，在笔者看来，这种质疑与批判的背后，不仅面对着创作材料“滥用”的现象，更进一步引申出对这种“滥用”现象进行阐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缺失的困境。

新材料、新技术最初的出现具有前卫性，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艺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在后现代艺术中较为普遍。在某种意义上与西方艺术从平面到装置、影像直至观念艺术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新材料、新技术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与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原有的创作形式不足以表达，需要一种新语言、新材料表现当下特有的与过去不同的生活相关。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在信息时代、大众文化消费时代，新材料、新技术同样要制造出一个新的艺术世界，与这个现实的世界相匹配。因此，可以说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是对特定历史情境的一种回应。归根到底，是艺术界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变迁所作出的自然回应。当然，这种回应的前提必须是对所处时代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是基于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为出发点的。我们知道，杜尚的新材料与他的新艺术（即现成品）相联系，与其反艺术概念，反博物馆的、美术史的观念相关；波依斯的新材料则更多的是从其人类学的角度，从社会雕塑、社会改造的理念入手反对一直以来因袭的艺术观念；而沃霍尔的新材料则更多的与大众文化相关联……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无一不是思考与解决他们所处时代的重要命题。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问题并不在于采用何种新技术、新材料，也不在于材料本身是否具有特殊的能力，而在于艺术家如何运用新的材料和技术来创造艺术。

所以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新材料的丰富性，新的科技含量的增加，往往与内容匮乏相伴随。新材料的出现还可能导致过分的重视制作、技术与材料本身，进而造成材料、技术对艺术的专制，使得材料、技术成为艺术的敌人。相对应传统意义上的作品，新材料的出现或许呈现给观察者一种思考与启发的空间，但与越来越多的开发新材料、新技术相伴随的则可能是越来越忽视对自我文化的生产。当下的艺术似乎被烦躁与匆忙所取代，只有艺术的旁观者而没有诸如以前的那种与作品共同建构关联的观察者的存在。很多艺术家一旦确定了他们的艺术风格化、材料化之后，便很难或不愿进行突破。所以，在此层面上我们不难看出，在当下的艺术领域，缺乏的不是技术抑或材料，而是对艺术创作背后的文化情境的真实表达。

新材料的使用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又存在诸多问题，但更为严重的问题可能是对于这一现象所进行的阐释范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缺失的困境。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当代艺术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国际化的，西方的价值主导框架之下进行的。相较而言，国内的文化语境、文化生态，可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状况，不光是对于新材料、新技术的阐释、评论的混乱，即使所谓的传统中国画的评价亦存有诸多纷争。在这样一种旧范式被打断或失效，新的艺术形式已经出现，然而新范式却仍在徘徊的历史语境中，当下的艺术界所面临的问题就更为凸显。在我个人看来，这样一种情形与20世纪中国文化生态有很大的关联。相较而言，对于西方来说，其现代主义的产生有其自发的性质，其现代性至少具备两个面，一是对现代性的肯定，一是对现代性的质疑，两种情形交织，并一直在争论，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但是在中国，由于20世纪落后挨打的现状，把现代化作为唯一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现代性就变为单一的面向，进而现代性就成了“否定传统”。因此，反传统也就成为20世纪以来各人文领域的主要思潮。正是在这样一种没有清晰梳理的、并未充分探讨的、处于一种被动情形下的“反传统”，才出现了一百年来我们对于传统仍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困境。因而中国的学术界、知识界的文化生态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就是传统知识储备的严重匮乏。实际上，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传统的了解都是零碎的，浅层的……一种文化、一个艺术史的叙事、一件作品的意义往往并不一定是在其产生的时代，自瓦萨里至现代主义，艺术逐步纳入一种规范的范式中进行研究，而这种研究的合法性恰恰取决于这一规范的有效性。当这种旧范式并不具备自我反思功能的时候，或者说在原先的意义上无法继续叙事的时候。可以说，这种范式及其规则便失去了其生存的语境。因而，对于我们来说，或者要建构新的阐释模式，或者重新激活旧范式中具有活力的那个部分（当然后者也是前者的一种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笔者看来，我们所面临的可能是重续20世纪初的历史问题，在深入研究西方的同时，深入学习研究中国自身文化。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自身文化深度参与新范式的建构才成为可能，新范式的“有效性”才能得以保证。这无论对于创作者还是研究者，其意义都不言自明。

因而，在笔者看来，材料的“滥用”作为一种现象，既有其合理性，也存有诸多的问题。然而，对于旧范式已失效，新的艺术形式、艺术问题已出现的当下艺术界现状而言，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如何来建构一种新的范式，一种有中国自身文化深度参与的，新的、有效的研究、阐释范式，使得这种“滥用”（现象）不在“滥用”（混乱、模糊）！

葛玉君 博士

中央美术学院 研究生处教师

2014年《美术观察》第6期

注：发表时内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