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 时光深处的旅行

原标题：波兰 时光深处的旅行

“你将看到我们如何在废墟中生养子女。”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曾说。经历了20世纪苦难的历史，经历了丧国、法西斯和铁幕的蹂躏，如今的波兰正在重拾荣光。它的经济开始展翅腾飞，它的城市展露出迷人的风姿，它的夜晚充满笑语欢声。尽管如此，历史的幽灵不曾离去。当你层层剥去波兰的华服，过去仍可隐隐显露。这是一个现实与历史交织的国度。在这里你能看到欧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Warsaw，就是saw war

Warsaw，变换一下字母顺序，就是saw war(见证战争)。导游说，如果华沙是一个人，那么他只有一只眼睛或一条腿。而波兰导演安德烈·瓦依达写了一句电影台词，“没有起义军的华沙，就像失去了一只胳膊。”

18世纪晚期，俄国将波兰占为附属国，伙同奥地利、普鲁士，瓜分了波兰国土。华沙被划归普鲁士，成了一个边境城市。为了抗击侵略者，华沙起义。

19世纪中叶，俄国士兵在波兰为所欲为，一度关闭了华沙所有的礼拜场所，甚至逮捕了参与礼拜的平民。全国默哀，华沙的妇女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一直身着黑衣。

1944年8月1日，华沙再次起义，向德军发起攻击，想抢在苏联军队到达之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政权。德军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苏联红军则暂停了行动，等待纳粹帮他们消灭控制波兰的最后障碍。最后双方各有1.7万名战士牺牲，华沙市民死亡人数达到20万人，剩余人口被驱除出城，德军撤离时还在城内埋下地雷。

在华沙随处可见两个英文字母——PW，刻在墙上，或随手涂鸦，这是这座城市的密码，拼成一个铁锚的形状，扎在华沙的肉体。它是波兰语Powstanie Warszawskie的缩写，翻译过来还是那4个字——“华沙起义(Warsaw Uprising)”。

如今在各种雕像、碑文、教堂的门口，仍然摆满了鲜花和蜡烛，纪念此地揭竿而起的传统。本来是由纳粹从瑞典运来庆祝胜利的大理石，后来被铸成了犹太英雄纪念碑，德国总理就是在这里下跪。在曾经发生过巷战的街区，在寻常百姓的家门口，都摆着祭台。不断有人经过，匆匆添上一枝花，一位妇人黑色围巾包头，点燃一支蜡烛，不顾这帮吵闹的游人，静默半晌。

导游把脚步放慢，为我们介绍，某处安葬的是一位飞行员，某处是一位作家、一名演员、一个无名烈士……其中有许多人都是死于战争死于反抗。可他觉得今年扫墓的人已经有所减少，这让他感到遗憾。这些微光，无法再点燃惯于起义的华沙被雨淋湿的空气。 

“琥珀大道”，通往波罗的海

如果沿着维斯瓦河北上，途经华沙，河水最终会在格但斯克(Gdansk，又名但泽)入海。

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是波兰的主要港口(20世纪30年代被格丁尼亚超越)。据说在17世纪，当波罗的海的水面结冰，人可以直接从瑞典跨海走来。不知当时给波兰带来灭顶之灾的瑞典人是否就是徒步而来?这场入侵发生在1654年，瑞典帝国攻打并占领了波兰立陶宛联邦，以此对俄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霸权提出警告。在这场被称作“大洪水(Potop)”的战争中，瑞典人的破坏比纳粹更厉害，华沙城堡的门和地板、哥白尼看过的书都被运走。去年维斯瓦河水位偏低，又有一艘当时运送宝贝的瑞典沉船被发现。

从那时开始，格但斯克就已经是世界闻名的琥珀之城。通往波罗的海的海路以前就被称作“琥珀大道”，专为古罗马的贵族们运送精美的琥珀制品。如今这里依然满城叫卖琥珀，两千多家加工厂在此聚集，有一万多家厂商从事琥珀贸易。琥珀并非顶级珠宝，但不止一个格但斯克人骄傲地告诉我，一块琥珀的形成至少需要四千万年。

的确，一块琥珀的历史比一个作为民族国家的波兰要漫长得多。19世纪以前，并没有一个名叫“波兰”的区域在民族、宗教和语言上拥有绝对的同质性，而是维持了多民族的杂居。得益于商贸和运输，格但斯克人普遍比较富裕，华丽的市政厅使用的就是一种过度繁复的巴洛克风格，就连档案室所用的门都是有850年历史的橡木，管理员宣称，这是全波兰最古老的一扇门。

加缪、米沃什们的尴尬处境，是整个20世纪扭曲历史的缩影

在一幅记录“团结工会”成立的历史照片上，瓦文萨正在台上签署协议，而他的身后，是一座列宁的白色半身像。当我们再次偏离正常的旅行路线，潜入瓦文萨起事的列宁造船厂，似乎见到了那尊塑像或者是复制品。塑像就摆在瓦文萨曾经工作的车间，脸部被塑料布层层蒙住，只能通过那个秃头来辨认。车间里还摆了一些用泡沫、可乐瓶做成的疑似当代艺术的作品，大多脏了破了，看得出此地举办过展览。

车间里的窗子缺了，结着蛛网，墙皮也裂了，多了几个涂鸦，地上掉着鸟的羽毛。机器都被搬空，只剩下水管、灯管、门板、砖块这些零部件在里面呲牙咧嘴。这就是瓦文萨带着工友们罢工、抗议的地方，再往里走，路过一间供工人们休闲的小酒馆，可以来到当年签署协议的办公楼，一座三层的红砖楼，门口就挂着瓦文萨被人抬着、高举双手的旧照。

与格但斯克城中的琥珀色不同，市区之外的船厂天色阴沉，吊臂、塔楼把机器之爪伸向天空，好像连云彩都染上了锈迹。这家昔日波兰最大的国有企业已经产量锐减，被私人老板收购了去。一位旧厂子弟守着办公楼的门，他说厂里不需要那么多造船工人，就派他在这里应付零星的游人。

也就是在“团结工会”成立的这一年，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工厂门口的纪念碑基座上，刻着他的诗句，以纪念那些受到纳粹迫害的人。

在其旁边，纪念“团结工会”的博物馆正在修建。这是另一种收纳历史的常见方式，就像收拾旧衣服，掸掸灰尘，叠起来，放进抽屉，偶尔拿出来比比样子，抱怨自己发了福，再也不会穿上。

米沃什来自维尔诺的一个贵族家庭——波兰人称其为维尔诺，但米沃什也是波兰的“弃子”，正如加缪之于阿尔及利亚。他流亡海外，定居美国，因为对波兰政治的强烈不满而备受指责。事实上，米沃什的确视加缪为知己，他说：“《反抗者》的作者，这个与战后的巴黎意识形态气氛相反的人是少数几个向我施以援手的人之一。”但他们都坚持自己的民族立场，在回忆录中，米沃什说，“是欧洲那个角落，它塑造我，而我也通过用童年所讲的母语写作，来保持我的忠诚。”

加缪、米沃什们的尴尬处境，是整个20世纪扭曲历史的缩影。他们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紧张之中，既意识到民主制度的失败，又不得不提防极权的步步紧逼。他们跟右翼没有共同语言，亦不与左翼同路，而是推开了一扇脆弱的窄门。

在这样的时刻，舒尔茨会复活吗

在华沙停留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决定独自去街头走走。这里已经像是一位沧桑的新朋，或是不再深爱的旧友，尽管那天出了一个大太阳，在乱云之间展开了笑脸，我却只有不忍，很难潇洒地离开。

墙上的时钟提醒我，现在才只是晚上9点——在波兰旅行的确不需要戴着手表，因为随处可以找到钟表，被挂在、镶嵌在建筑的外墙。

街上依然没什么人，路灯比人还多，有些路段就我一个人在走，前后左右的路灯齐齐对准我，一会儿照出6个影子，一会儿又变成3个，浓淡不一，死死地跟着我。

关于影子，舒尔茨有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扭曲的影子投射在房屋上，仿佛游走在琴键上一般。”不不不，他的说法过于轻盈，此时还是米沃什的句子更能鼓舞我，“没有影子的东西就没有力量活下去。”他之所以坚持用波兰语创作，正是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和死者交谈”——出于一种作为幸存者的内疚。

走在华沙的夜里，内心是恐惧的，城里有许多的栏杆、丝网，层层地阻隔。看着汽车回巢，电车归位，一切都与白天相反，简直是走进了一座倒拨的时钟，无数老灵魂重新站起。

在这样的时刻，舒尔茨会复活吗?再去光顾那家肉桂色的铺子，或者米沃什会再次偶遇那位被他称作“大象”的儿时挚友?“大象”曾在华沙做玻璃装配工，同时为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工作，最后在盖世太保的折磨下自杀。

我只好在酒店门口多停留一会儿，和这些灵魂作暂时的告别。

我想起在华沙王宫里见到的一尊人像，是一位背着时钟的老人，即便时钟已经停止，可他的脸上依然写满了被时间打败的神情。在这个波兰春日的夜晚，他也仿佛开口说话：不要指望一场旅行可以让你从时间里逃开。

我问他，时间是什么?

他回答说，时间既是在我们头顶呼啸的狂风，也是治疗这个苦痛世界的良药，唯一的良药。它可以塑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塑造仇恨，塑造遗忘，它也可以建起一座城，或者毁掉它。

和华沙相比，格但斯克就是个富家少爷，家底雄厚，香火绵延，政治上却并无建树。直到一个普通工人改变了这座城市的调性。

莱赫·瓦文萨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发起了“团结工会”，一年之后，会员人数超过千万。尽管他本人的政治生命很短暂，但以他为代表的工人罢工等社会运动，体现了波兰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某种“自我组织能力”，无论他们是共产党人还是共产党人的敌对者，这种在政治上的务实与此前那些浪漫的、惨烈的起义形成了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