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突袭限牌引争议 辟谣后坐实失信于民

问题不在突袭，在失信

从效果导向看，“突袭”是实行限牌的不二选择。而深圳限牌，问题其实也不在突袭，而在有关部门的失信已失去底线。

“突袭限牌”引发轩然大波后，深圳市官方连夜公布原因：若提前公开限牌措施，极可能引发集中抢购，既造成车辆剧增、增加拥堵，又引发社会不稳定，使限牌政策大打折扣。解释来得挺及时，却依旧没有纾解舆论场中的质疑情绪与吐槽表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此前某些地方推出限行、限购时的“半夜鸡叫”的模式，已令公众异常生厌。也正源于此，江苏就曾对限购明确规定，限购须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由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提前30天向社会公告。

但现实地看待“突袭限购”，深圳方面的解释不无道理。如果不赶时间，势必在政策落地前引发市民集中抢购，从而导致车辆剧增，那限牌令就成了政策“促销令”，限牌除了刺激恐慌性消费之外，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可言？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从效果导向看，若要搞限牌就该注重政策保密性，“突袭”是不二选择。

本质上，深圳限牌问题不在突袭，而在有关部门的失信。此前深圳有关方面曾多次承诺，“对私家车不限行不限购”“绝对不会搞突然袭击”。如果真要实行限牌，何必话说得这么满？就算说“暂时不知会否限牌”，也好过事后被打脸。如今，限牌令“连累”当地政府部门的声誉，让背弃承诺成了其公共形象上的一道硬伤。如果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尚有调侃与自嘲的意味，那“再也不相信不突袭了”，则会让行政公信滑入荒芜地带。

“突袭限牌”还关涉到一个命题：纳入法治框架中的城市管理，应首先看重行政调控的效果，还是公共政策的程序公正，抑或是在二者间作出审慎权衡？这值得探讨：很多人就认为，实用主义不能替代依法行政，程序不应给成效让路。这尚待商榷，但毫无疑问，即便要“突袭限牌”也不能翻手为云覆手雨。

像深圳的相关做法，就失去了底线：“先辟谣后坐实”，戏弄了民意，也自毁了公信，其恶性示范不可小觑。

说到底，深圳限牌问题上，吐槽突袭是立错了靶子，该吐槽的是对程序与民意价值分量的罔顾。而基于限牌带来的条件反射式舆论反响，地方政府推行汽车限牌尤须慎之又慎。有专家表示，目前立法法修正草案尚未获得通过，部分地方可能集中限购、限行。深圳因限牌陷入如潮的口水中，无疑值得其他地方引为镜鉴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