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当上“新妈妈”的女大学生村官应英决定留在江苏常州的农村。这个经济学专业毕业、原本可以留在银行工作的漂亮女生,如今却成了一个晒黑了皮肤的农场主,每天为那640亩农田忙碌着。
在农村打拼5年,身边的大学生村官朋友一茬接一茬地换,有人考上公务员去了乡镇、开发区或者市里,有人考进了事业单位,还有的人到苏州、上海的大企业做管理人员。只有应英,始终留在石庄里村,守着自己那块“宝地”——200亩油桃、200亩芦笋、200亩螃蟹,近来,又多了40亩地用来种植其他蔬菜瓜果。
当一些人想方设法离开农村,奔向看来“更有前途”的城市时,另一些人,在常州农村,却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拓荒”。他们敢于尝试一切新鲜事物,把撂荒的土地变废为宝、引进新品种的瓜果蔬菜、用更“潮”的方式销售农产品、用新型农业技术装配自己的农场。像应英一样,他们决心留下。
没人敢要的600亩荒地
应英是一个典型的“拓荒者”,她的“发家”缘起一块面积600亩的“烫手”荒地。
“当时这块地已经荒了两年,没人交租,也没人敢接。”这块地是石里庄村和前舍村两个村子联手,好不容易集约流转出来的一块地,原本是为了“集约利用土地、建设新农村”,却不曾料到,“新农村”建起来了,“地”却找不到人来种了。原本说好承包经营这块土地的老板,不知为何“临阵脱逃”了。
600亩肥田,成了烫手山芋,谁想接手,就得承担每亩地每年700元的租金。算下来,除了种子、肥料、复垦、农业设施的投入外,一年仅租金就得42万元。
从看到这块荒地开始,应英就注定成为80后女性中的一朵“奇葩”。2008年,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她,拿着父母力挺的几十万元钱,包下了这600亩地,创办了常州笙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她把自己接下这块烫手山芋的原因,谦虚地归结到“无知者无畏”这个看似荒谬的理由上。而事实上,这是一种独到的眼光。
当时,常州的各级政府正在力推“新农村”建设,土地的集约利用是其中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环节。通常农民们的想法是,“上楼”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当农民,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同意“上楼”,既然“上了楼”,能不当农民、不用下地干活那是最好的了。
很少有人“上楼”后还嚷嚷着非得回去种地的,更何况还要花钱承包一大块地去种。当时的苏南地区,因为工业化程度较高,农村的年轻人大多在工厂打工,留在村里的老年人种地图个“乐呵”,大多不靠种地过日子。
流转出来的土地总得吸引第一批人“尝鲜”,与现在动辄每亩每年1500元左右的农田租赁价格相比,当时700元的亩均年租金算是“尝鲜价”。既符合政策大势,又有优惠价格——一个生意人的独到眼光,应英在5年前就已具备。在她眼中,这600亩农田不是“荒地”,而是一块“宝地”。5年后,在这块“宝地”上,她创造出了年销售额约600万元的佳绩。
“天灾”、“人祸”成为“拓荒”拦路石
在年轻的农业创业者身上,政府推进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理念得到最佳的诠释。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承包给有能力、会技术、懂市场的农民耕种,新型农民有资金也愿意尝试使用现代化农业设施、提高作业效率,而失地农民可以应聘去农场务农,也可以以土地入股分红的方式进城享受红利。
但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因气候环境、市场价格浮动给农作物生产、销售带来的损失,被转嫁到了年轻的农场主们那里。
和应英一样,嘉泽镇晨山村党总支副书记、大学生村官吕伟斌也在“拓荒”。他所在的占地面积300余亩的“大水牛”生态农园,正在挑战常州人接受新鲜事物的底线——以相当于市场价格3倍的价钱购买色泽黯淡、表面可能还有虫洞的生态蔬菜,在每周一、三、五、六等着快递送货上门。
一个诱人的承诺是,蔬菜从采摘到送达客户家,全程不超过4个小时。但这一承诺,不久前,因为一场“天灾”被打破,并直接导致“大水牛”流失了一批优质客户。
“将近半个月,一棵菜都没法给客户送去。”生态农庄现在号召市民与农民共担风险、同享收获,吕伟斌心里很清楚,农业创业最大的风险就是“天灾”,“比如这一轮禽流感,农庄里鸡、鸭、鹅、猪、羊的销售又该受影响了。”
大学生村官应英也有类似感受,尽管现在年销售收入达到600万元,但她却说不上自己能挣多少钱,“农产品行情瞬息万变,一天一个价,谁也说不清能挣多少。”
应英的绿笙农场过去为了分散种植风险,全年种植20多个蔬菜瓜果品种,保证每天有十几个品种上市;现在为了提高作业效率,全年种植的品种不超过5个,每天最多上市3个品种。
“理想的现代化农业环境应该一个农场只生产一两种农产品,这样效率最高。”过去种植品种繁多时,针对不同品种,应英一天要配好几次农药、化肥,长期雇佣50余人;现在品种减少,一天只需配一次农药,且一次性完成喷洒。
这样,她可以把多余的精力放在“产销一条龙”上。如果能让农产品在农场里完成从播种,到收获、包装、销售一条龙服务,应英觉得,就算是成功了。
农业现代化之路离不开大学生村官
采访中,记者发现,无论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绿笙农业,还是以观光农业为主的“大水牛”农园,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令很多老村书记们羡慕不已的“设施农业”。
有智能温控大棚,有太阳能杀虫灯,有自动喷滴灌设备,能叫得上名字的现代农业设施他们大多都已采用。“设施农业”的广泛采用,即便在经济较发达的常州地区,也并不多见。
“不是差钱,是缺人。”王建平是工业强镇横林镇的工会主席,也是狄坂村村党支部书记,他给自己布置的一大任务是——激励手下8名大学生村官,给占地面积1225亩的顺庄生态园找到好项目落户。
1000余亩的农田,从去年年初开发至今,尚有100多亩地没找到“下家”。这100多亩地,王建平要搞“设施农业、高效农业”,要搞“农业现代化”,最好还要有“特色”。
这种想法不是空穴来风。顺庄生态园目前落户的项目,除了观光休闲农业为主的垂钓、鱼塘外,其余种桃子、生梨、葡萄等水果的项目均为传统农业项目。做了半辈子的村官,王建平真想见识一回真正的“现代农业”,哪怕只在一百多亩地上小范围试验,“这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大方向,不试不行。”
他向大学生村官们放出话来,只要是好项目,钱不是问题,“大学生村官有文化,有导师、学校、科研项目资源,由他们来找项目,合适。”
王建平甚至希望,能从大学生村官里走出一个能经营好项目的人。“有能力的人,可以给他一个项目平台,钱由生态园出,由他负责运营。”
理想的状况是,大学生村官都是农业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不仅愿意留在农村,并且想干一番大事业,“关键是人才,他得知道怎么做、做什么。”横林镇余巷村村书记助理、大学生村官吴寿波就在顺庄生态园兼着一个找项目的活儿,尽管了解王建平的意图,也有意愿承包一块地自己干,但一年多下来,他总觉得有些“力不从心”。
这个河海大学的哲学硕士,想过种草莓、种葡萄,但始终“有想法,没实践”,“自己承包风险大,又不懂技术,销路也是问题。”
他后来尝试向外“找项目”,都感觉不太“得力”。有的项目隔壁几个村已经在试做,没啥特色;有的种植产品不适合本地的土壤环境;还有的项目一次性投入太大,设备成本过高,却未见得能有多大产出。
最近,他与无锡老家一个做蔬菜生意的亲戚商量着,合作承包一块地。亲自负责生产运营,吴寿波负责找销路。具体项目他没向记者透露,但他已经去山东寿光考察过那里的“设施农业”了,“如果能搞起来,干一番事业,我也愿意留在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