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正江
二五年的最后一天,二哥嫂带着儿孙全家从墨尔本飞来悉尼与我们汇合,我们在东悉尼选择了一栋临海民宿住下,一起守护旧岁,迎接新年的太阳。
从父母去世后,我们兄弟姊妹也是随着子女各自天南地北地忙碌,岁数越大相聚越少,能在节日里骨肉相守更是奢望。哥嫂的到来,并里里外外操办着全家的新年饭菜,还不时地支使着我接个碟碗打个下手,让我这个家里的老小儿更是倍感温暖,如同回到当初,回到父母身边,感受到父母的身影,不时地眼圈湿润,并偷偷擦干,为此妻子常常挖苦我,说我眼窝子浅,易伤感爱流泪。
吃过午饭,嫂子和妻子坐在沙发上瞭看着几个到处追逐奔跑的孙子外孙,年轻人围坐在电视机旁看着澳洲的新闻,我和二哥开了两瓶葡萄酒,随意备了点小吃,在后院的草坪上依着躺椅呷着红酒闲散地聊着。远处隔着一道海湾正是悉尼国际机场的起落跑道,不时有各色图标的国际客机起起落落。悉尼永远是忙碌的悉尼。
斜阳穿过郁金香玻璃杯,在玫瑰红的酒水里折射出一道美丽弧线,又映在我们的手上脸上,形成彩色的光环,晃动着。我们聊着家事,聊着遥远的后地村,聊到父母的老宅,空落了十几年的老宅,已是残墙破壁,蛛网密布,荒草丛生。哥说找人修缮一下吧,恢复当年父母在的旧貌,我们回去也好有个落脚点,我嗯着答应。哥说老宅是个根,是个念想,是维系儿孙的纽带,我还是嗯着答应。哥在东一句西一句说着,我含着酒,噙着泪,乡愁也在一点一滴地积蓄着,在酒精的刺激下,不争气的泪水终于不听使唤地夺眶而出,泪光中,闪出的是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我的大北桥。
大北桥其实不是一座桥,是一排密铺在北沟上的石条板,形成一个平整的街道,我们管它叫做大北桥。
后地村坐落在罗山余脉高粱柱峰的峰底,一道深沟从山腰逐渐形成,汇集着几股支流延伸到山脚又穿村而过,并入泳汶河,这就是北沟。每到雨汛,山里雨水从北沟咆哮而下,将小村庄生生撕成两半。我家老宅在北沟的南岸,紧贴着北沟,北岸也住着本家的几个爷爷。我爷爷的爷爷那辈人商量着集资拓深了北沟,用巨石块砌了两道沟壁,又在沟壁上并排着铺上了厚重的石条板,足足有六十米长,这就是北街,也叫大北桥,将洪水困在桥板下,将村子连在了一起。
自我记事起,大北桥便是我童年的驿站。
山里雨水多,尤其是夏季,涝雨来得快,山洪来得急。母亲常叮嘱我雨天远离北沟,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山洪就下来了,还讲了很多外乡人被山洪卷走的故事。山洪下来的时候我是不敢到大北桥上玩,就躲在家里听着水在野兽般地狂吼,有时通过后窗看浑浊的洪水顺着北沟扭着麻花般冲下来钻入桥洞,有时沟里容不下,就从桥面上滚过,整个街面一片汪洋。水中传出沉闷的撞击声,那是山洪裹挟着被冲毁的地堰的石块,撞击沟壁和沟底,产生巨大的轰鸣,有时感到房子都在震颤。山洪的灾害不仅是夺走生命,还威胁着房子的安全。每次山洪过后,沟底会堆积很多搁浅的杂石,父亲带着哥哥姐姐用镐头将大的杂石搬运到房基处进行加固,减缓下次洪水的冲击。
洪水中的大北桥像经历一场噩梦,醒来之后便是清晨。山洪来得急,退得也快,雨停后不久洪水明显减弱,也很快清澈,桥面上的水刚好没过脚背。两岸的孩子像久困的兔子都赤着脚跳出来踩水花打水架,更小的孩子甚至光着屁股在水中撒野,母亲们搬出冬天的棉被褥铺在桥面上,用木棒敲打着,用脚踩洗着。一两天过后,水从桥面退到桥下,又从桥下藏到沟底石缝,变成清亮的溪水,这时母亲便安排我用她为我特意定制的小铁皮水桶到北沟的上游取山水回家厨用。母亲说山水是雨水从中草药根部渗出来的,比井水还好。我知道山中遍布各种草药,因为雨后草木长得疯快,也是哥哥姐姐们上山采药的好日子。汲取山水的日子能持续到下次山洪来临。
山洪过后,光滑的大北桥被冲刷得一尘不染。夕阳落山,山风凉爽,石板上还残留着阳光的余热。饭后的村民提着马扎蒲团,攥着芭蕉扇子,孩子们夹着麻袋片子或者好一点狗皮羊皮垫子,纷纷来到大北桥纳凉。小孙子伏在老奶奶的背上听着老奶奶念唱着不知传了几辈子的儿歌,男人们抽着旱烟,女人们纳着鞋垫,他们商讨农事闲谈家常,大一点的孩子或躺或坐围拢在更大的孩子身边听着那些自编自创的鬼故事,吓得胆小的我常常不敢单独回家。
盛夏时节,蝉声嘶鸣,桥面上飞舞着无数的蜻蜓,孩子们手舞扫帚草追逐着,捕捉到的蜻蜓夜里被放到蚊帐里,据说蜻蜓是吃蚊子的,但是我也从没见到蜻蜓吃蚊子,早晨醒来蜻蜓依旧附在蚊帐上一动不动,蚊帐中的蚊子也没见少,个个鼓着黑肚子。萤火虫是在夜幕中出场,目标明显,飞得也低,很容易被捉到,被集中放在一个白玻璃瓶中制成荧光手电,孱弱的光亮为孩子们带来无限的欢乐。
入秋之后的夜晚,天空变得幽蓝深邃,我们常常仰面朝天望星空,星光异常明亮,偶有流星拖着尾巴划过,转瞬间消失在黝黑的山坳,哥哥说那是燃烧的陨石,上山时我们也曾在流星消失的山坳留意着,也从未寻到一块。北斗星座连起来像一把勺子,勺子的把柄顶端就是北斗星,朝向正北,哥哥说如果晚上迷路,就看着北斗朝北走,先到黄县,后到渤海,越过渤海就到了北京。我们仰望着想象着,去北京一直是儿时的最大梦想。
冬季的大北桥是孩子们的天然运动场。男孩子抽陀螺打飞枷,女孩子跳花绳踢毽子,有时男女孩子为争夺场地会扭做一团,也会牵着衣襟连成长龙玩老鹰捉小鸡。大北桥的西部有一道斜坡,雪后路滑很难行走,却被我们改成溜冰滑道,坐着木板草垫从上面尖叫着呼啸而下,让本来光滑的桥面更加危险。大人们常常前脚撒上草木灰防滑,后脚又被孩子们偷着泼上凉水制冰,这种斗智会纠扯着直到冰雪消融春暖花开。
最热闹的时光莫过于春节。大年三十下午的全村拥军活动从大北桥的北岸二奶奶家拉开序幕。我有很多玉字辈的爷爷,有的投身革命,有的悬壶济世,有的执鞭从教,有的经商置业。本家的二爷爷叫李瑛玉,是我爷爷的堂弟,一个著名的抗日英烈,曾是胶东八路军的敌工科科长,也是村里同期参军而牺牲的职位最高的。我不知道这个职位的具体任务,只看到二奶奶家里挂着他英俊儒雅的戎装照和他学生时期画的国画,是那种竖轴大写意的荷花图,如果没有日本人来,二爷爷很可能成为一名国画大师。二爷爷是在一次化装侦查途中遭遇驻龙口日军巡逻队被捕,在龙口日军宪兵队惨烈牺牲,后来听说我在烟台经商的爷爷曾花银子打点关系营救,但没有成功,也不知真假。我的爷爷李作玉在土改时先被划成地主,后来改成错划地主。爷爷在家族里是长子长孙,脾气火暴,性情刚烈,却英年早逝,是在四八年正月初一在烟台暴病而亡,他的死不知道与这些事有无关系,也无从考证。拥军就从给二奶奶家挂红灯贴对联开始,大人们在前面敲锣打鼓,孩子们在后边追逐打闹,缠着小脚的二奶奶总会笑盈盈地端着盛满糖果的小笸箩出来招待孩子们。队伍从村北向村南一路走过,路过另一个本家大爷爷李树玉家门口,常常投去不屑的目光,因为这个大爷爷曾是国军的一名空军,已是主人不知所在,老屋早已易主。十几年后台湾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八十多岁的李树玉又奇迹般的回来了,无家可归的他在几个本家轮住了几天,到烟台拜祭了他早已亡故的发妻,伤感地返回台湾再没回来。那时我已工作,全程陪同照顾了这个曾让我鄙视过的大爷爷。
“怎么又想家了?来喝酒喝酒!”
二哥见我久不回应,把我从沉思中拉回。二哥年轻时就远赴澳洲,早就习惯了孤独和独立,见不得我这幅样子。
我慌忙抹干泪眼,重新酌满酒杯:
“好了没事的哥。来,干杯,祝新年快乐!”
酒真是好东西,能为喜庆增彩,但真的能浇灭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