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会双的说话节奏很快,常常伴随着一些略显夸张的肢体动作。
有时,她双手抓住敞开的粉色羽绒服呼哧一合,皱起眉头道:“难道我的一辈子就这样了吗?”有时,她左手右手一握拳:“一手儿子、一手文字,两手都要抓。”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曹会双家里堆积的380多本日记和500多本读书笔记,很难想象这个看起来朴素本分的70后矿山女工,内心住着一个灵动的诗歌灵魂。
在诗中,她这样写自己的生活:
大米是稻子的慈悲,
小米是谷子的慈悲。
整个冬天,
我被两种慈悲所疼爱。

01孤独的突围
2024年3月31日,站在上海文化广场TEDxShanghai全球大会的演讲台上,曹会双操着一口带着泰山东麓泥土气息的莱芜乡音,向来自全国的听众,讲一个矿山女工坚持写诗的故事。
这是29年前刚刚接班进入莱芜铁矿,并在工作之余开始文学创作的曹会双不敢想的。
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大地,“铁饭碗”不再是永恒的保障,无数工人面临下岗分流。
对于当时的曹会双而言,能进入莱芜铁矿,成为一名矿山工人,意味着拥有了对抗时代不确定性的底气。
然而,还没等她从捧上“铁饭碗”的喜悦中回过神,就被繁重的工厂劳作、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一场仓促而来的婚姻,彻底淹没。
那是一个女性声音不容易被听见的年代。同事不理解,丈夫也不明白:一个“好端端”的工人,为什么要写作?
每天上班、下班,不好吗?曹会双觉得不好。
“除了上班就是看孩子,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年轻气盛的曹会双性格有些“火辣”,常常给丈夫杜振科上“思想政治课”。

这种“不圆滑”,有时候还会延续到工作中。
同事打趣她:“你写得好有什么用?写得再好领导又不用你。”更多的时候,曹会双会接受这种调侃;有的时候,她也会笑着怼回去:“不行你也写写?”
这种不被理解的孤独,在日常繁重的劳作中,被无限放大。
曹会双最初的岗位是浮选工,工作日常是利用泡沫原理将有用矿物从矿石中分离出来;后来,她又成为了泵房工:将带水的铁精粉运输到下一个工厂进行过滤干化。日复一日,伴随她的是倒班的疲惫、机器的轰鸣以及无处不在的粉尘。
在《你成为怎样的人就有怎样的命运》中,她写道:原来,我想成为凡尘的文学爱好者/就该有受伤的命运,和受苦的命运/就该有挫败的命运,和漠视的命运。
为了对抗这种孤独,她在设备轰鸣的厂房外,用文字开始了自己的精神突围。
2002年,她在莱芜图书馆花了60块钱,办了三个借书证。每次去图书馆,都要借上6本书。
2004年,为了上网络文学论坛,学习发文学作品,她花了360块钱报了一个电脑培训班学习打字。
2005年,她用5000多块钱买了一台台式电脑,为的就是能够更好地进行文学创作。
要知道,那个时候,她一个月的工资还只有500块。
02迟来的“共振”
蛰伏了30年,也习惯了这种蛰伏。期间曹会双虽然也曾经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当机遇真的找上门来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我以为是骗子。”
2022年4月,退休两年后的曹会双开始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自己的诗歌。8月,当快手的工作人员邀请他参加“快手写诗”的活动时,她非让工作人员拍个视频证明一下自己的身份。
“这里是我们的办公室,这下你信了吧曹老师?”提起这件事,曹会双脸上又重现了一种又惊又喜的表情,仿佛回到几年前。
说着,曹会双拿出一本快手诗集——《一个人也可以活成一个春天》,里面一共收录了曹会双的四首诗,其中一首是《共振》。
在《共振》中,她写道:我那些难捱的时光/作者已替我说得周周全全/还把捱过之后的重生也说得枝繁叶茂/这种妥帖的共振/是一等一的幸运。
此后,一切像按下了快进键:入选诗集、赴京朗诵、央视报道、加入省作协、登上网络春晚、站上TEDx舞台。

一时间,曹会双成了名人。
一次,一位卖菜的大姐认出了她。“哎?你是那个写诗的吗?”“是啊,我只是写着玩的。”曹会双谦虚起来。
卖菜的大姐却停下手中的活,认真地说道:“人啊,真的应该有个精神追求!”曹会双恍惚了,她没想到自己的诗,真的能引发一些人的精神共鸣。
回到老单位,曾经的同事热情地握手寒暄,羡慕与夸赞纷至沓来:“你又要上电视了?太幸福了!”“我们这里出了个金凤凰。”
不出意外,曹会双也成为了家庭中心。
儿子为她配置上最先进的电脑,儿媳妇也陪同她飞到上海参加演讲。曾经有着自己名字和生活的丈夫,如今在邻里街坊口中,逐渐被“曹会双的丈夫”这个标签所覆盖。但他并未对此感到失落,反而开始乐于扮演起“后勤部长”的角色。
“快中午了,”曹会双自然地朝着隔壁房间喊道,语气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依赖:“振科,做饭!”
03“一边过好日子,一边思想飞扬”
出名了,然后呢?
曹会双如今依旧保持着每天上千字的创作频率,在抖音、小红书,中国作家网等平台日更。
起初,她也曾有过短暂的迷茫。仿佛那场盛大的狂欢只是一阵风,吹过之后,生活回归了原本的轨道:还是在莱芜,还是那个退休的矿山女工,还是要操心柴米油盐的妻子和妈妈。
现实的重力,似乎并没有因为几首诗而减轻分毫。但静下心来,她发现有些东西,终究是不一样了。
现在的曹会双,诗里少了一些对命运的尖锐质问,多了一些对万物的温柔悲悯。“写诗没有让我的现实处境有一丝一毫地改变,但它让我的人生信念没有崩塌。”曹会双说。

这份信念,并非凭空而来,恰恰是在与那个被称为“命运”的对手,长达三十年的博弈中,一点点淬炼而成的。
“命运”,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一个贬义词,源于那个年代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源于传统性别角色的规训。就像一堵冰冷的高墙,将无数像曹会双这样的女性,死死困在矿山、家庭和日复一日的琐碎里,透不过气。
然而,走着走着,墙变成了路。
曹会双发现,正是那些曾经的“重压”,逼出了她的潜能。那位沉默而严厉的“引路者”,将写作一次次推到她面前,逼迫她在绝境中寻找出口,在贫瘠中开出花来。曹会双明白了:“正是矿山生活赋予了我独特的写作视角和生命感悟,成为我创作的底气。”
如果没有当年的“辜负”,或许就没有如今的“觉醒”。此时此刻,“命运”似乎又变成了一个褒义词。
在诗作《在路上》中,她终于与这位老友达成了和解:命运辜负我,天经地义/我辜负自己,就是失职。

曹会双并非那种决绝出走式的“娜拉”。她的英雄主义,是在履行好妻子、母亲、工人所有社会责任之后,依然不肯放弃自我。
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像曹会双这样在底层坚持写作的女性,绝非孤例。她们大多学历不高,早早进厂、成家、生子,被时代的洪流和家庭的重量牢牢钉在原地,但她们偏偏不肯让精神就此沉寂,在无人看见的角落,用文字悄悄改写命运,追逐诗和远方。
“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一次,你想从事什么工作?”
面对这个问题,56岁的曹会双几乎没有犹豫,眼神明亮地回答道:“我还想当一名矿山工人。”
这不仅是她当下的选择,更是她穿越时光,给多年前那个年轻自己的一份回答。
正如她所说的: “一边过好日子,一边思想飞扬。”
(凤凰网山东 李旭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