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产小队
村子里的集体食堂散伙后,村大队部又重新划分了土地,把全村社员分编成了四个生产小队,我叔伯大爷家被编在了第四生产小队。从此,我们一家人的干活、分粮等一切劳动与利益,就像是儿不嫌母丑,母不嫌家贫一样,和第四小队紧紧地连系在了一起。
我和四爷爷居住的两间东屋,是在我叔伯大爷所住的崖子下边,屋里除了睡觉的一盘土炕外,满屋子里空荡荡的,没有置放任何的东西。再加上我和四爷爷是光棍两条,没有任何家人掺和,只是在屋子里睡睡觉,这两间东屋也就成了第四生产小队开会和记工的场所。我呢,也就是从这里知道了小队里许多有趣的故事。
俗话说:凡是个官,就强于卖豆腐。可这话却在我们第四生产小队里不灵验。原因明摆着,我们四小队是全村当数最穷的一个队。队里共有十一户人家,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所以说,队长这个蚊子大小的官儿,大伙开会选了好几个,都是推三阻四没有一个愿意当的。可也是,别看生产小队不大,若是谁要是当上了小队长这官儿,不但要多操心,多干活,多跑腿,多得罪人,还要多挨一些人的骂,弄不好连大人孩子都跟着受窝囊气。若你是个弱小的汉子,甚至还会有挨揍的可能。但是,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一个生产小队虽麻雀不大,但五脏俱全,如果没有个队长,就会种的时候没有个好种,收的时候没有个好收。既然都不愿意当这个队长,那好,那就抓阄吧,谁抓着算谁,不当也得当。村大队长一气之下,想出了这最土的招来,一年一抓,谁抓着谁当。这一招灵是灵,可偏偏有的人擦腚时抠破了纸,手臭得很,今年抓着了阄,明年又抓着了,这官还得当。大嗓门王书义就是一个,他 一连三年里抓阄时都是最后一个抓,却总是最后一个阄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两个字:队长。而其他的人就像是运气好的鱼一样,总是能从那张可怕的网里逃出来,虽然是先抓的阄,却一连三年里抓到的都是空白,可谓是手上抹香油香得狠。这下,臭手王书义不干了,提出来了轮庄当的办法。他说:“小队里除了四叔(我四爷爷)外,有十个壮劳力家庭,咱一家当一年,十年轮一回。今年俺抓阄抓着了,就从俺开始轮。为了明年该轮庄的时候不打厮咬,咱再从一写到九作九个阄,你们从一抓到九往后排,谁抓着几就轮着第几年当。”大家都认为这法儿最公平,谁也推脱不了。轮上你,你就得像驴拉磨一样,只要是套上就是一年。在这一年里,不论是酸甜苦辣咸,还是香臭涩麻淡,你都得一个人往肚子里咽,反正你得风里雨里的干下这一年来。
这年,该轮到张祥当小队长了。张祥是个又懒又馋的二流子,他一天到晚油嘴滑舌行,干事不行。别人当队长的时候,他脏活累活一点儿不干,就连大伙儿在一起锄地的时候,他也是光拄着锄把子在那里看。若是有人说他几句,他就会又是卷爹又是骂娘的跟人家没完,全小队的人没有一个瞧得上他的,都认为摊上了这样一个滚刀肉在一个队里,活该倒霉。现在该轮到他当小队长了,大伙的心里禁不住幸灾乐祸起来,都想看他怎样舞弄这个烂摊子的热闹。
当然,在四小队里,让张祥最打怵的事就是轮到他当队长了。他知道自己的本事儿,在家里连油瓶子倒了都懒得扶,别说是要领着一队的人重活脏活冲在前了。可是又有什么法呢?干这个队长,是下雨天里没打伞,轮(淋)着了,不干也得干。
交接班的仪式年年大都是在收拾净了坡的冬天里举行。腊月初一的这天下午,西北风卷着零星的雪花儿四下里乱飞,天气冷得能冻掉耳朵。我和四爷爷刚打扫完了屋子,大家就冒着风雪络绎不绝地赶来了。不一会儿,屋子里的炕沿上,条凳上就坐满了人。四爷爷在屋堂里点起了 一堆干树枝儿,燃烧起来的树枝儿噼里啪啦响,像是燃放的炮仗,没多大工夫,暖和气儿就流窜到了屋子里的各个角落。大伙一边烤着火,一边说笑着等张祥,来开会的人就差他一个了。门吱吜一声开了,张祥带进来一股浓浓的凉气。他一到,人也就到齐了, 四小队一年一度最为神圣的交接会也就开始了。
会议由小队会计兼记工员孙廷利主持。按照会议程序,首先是当届队长王书义作了年度总结,然后是小队会计把一年来全队的出工情况、农作物的收成、分配,以及农副业的合计作了说明。这年全队一个工日的价值为一毛八分钱,作价了所分配的口粮外,大部分户都亏欠,只有光棍汉孙春友还结余四块七毛钱,不过,他有结余归有结余,却一分钱的现金也拿不到,因为队里亏空的窟窿太大, 一分钱也没有,只好先把账挂着。
年度工作总结完后,接下来就是新旧队长的交接了。将要卸任的队长王书义把那只褪了色的哨子往张祥的跟前一放,像是刚推完了一溜上坡的独轮车一样,轻松地舒了口气。
哨子,代表着队长享有的权力。上工时吹, 收工时吹,仅此而已。张祥斜视了一眼那只哨子说:“俺不干。哼,轮庄?轮庄不能把俺算作一个人。”
屋子里安静急了,几乎能听得到自己的喘息声。大家长时间的沉默,就表示着对张祥说出这话的驳斥和反对。
张祥见大家都沉默不语,知道是都对他刚刚说的话表示反对,就又说:“要是叫俺当这个队长,你们每人就先到南山坡去砍根要饭棍再说。”他说这话也差不离,真要是张祥当了这个队长,全队十一户人家不挨半年饿,也得有一半出去要饭的。
屋子里还是鸦雀无声,王书义沉不住气了,说:“张祥,你不接这个队长,往下就不好轮了。”
孙廷利也接话说:“是啊,张祥。你是个整劳力,队里分啥你都是整份,你不接队长这个差不好说。”
屋子里又安静下来,张祥也没再说话。他这一不说话,大家就认为他已经认了这壶酒钱,都不由得松了口气。可是紧接着,大家的心随即又悬了起来:他张祥当队长,来年的收成十有八九得砸锅,往后的日子会更紧巴。
就在张祥当队长的当天晚上,可能是有人在小队的场院上烤火,也可能是有人搞破坏,反正是场院上的柴火垛着了。大火烧得很凶,烧得夜空彤红彤红的。多亏四小队里的人心齐,一旦触及到集体的利益,大家就会像绳子 一样拧在一起,有拎水桶的,有扛扫帚的,吆喝着,喊着,纷纷向冲天大火跑去。人们一边跑着,一边看见张祥嘴里的哨子吹得嘟嘟响,只见他吹了一条巷子又吹了一条巷子,把个哨子吹得出奇地响。有人说了:嘿,这不是驴粪蛋子也有发光的时候嘛!他当时的举动,确实让很多人出乎所料,男女老少都跑去救火了。
大火被扑灭了,人们都寻找张祥却没有他的影子。有人好奇,就去他家里找,发现他正躺在炕上睡的跟死猪一样。原来他只是吹了吹哨子,就回家睡觉去了,火灾现场他根本就没去。有人不禁就怀疑起来:这火是不是他放的?
第二天腊月初二,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张祥找到队里的保管员赵伟:“三叔,咱开个队委会吧?”
赵伟问:“上哪里开?”
张祥说:“就在仓库里开。”
队委会一共三个人,队长、会计、保管员。三个人来到仓库里,张祥一头扎到花生囤前,用木锨铲出一锨花生来,就噼里啪啦地扒着吃起来。那可是明年春上的花生种。赵伟和孙廷利都摇了摇头,没敢吱声。因为张祥现在是队长,比他俩的官大,所以就不敢作声。也就是一袋烟的工夫,张祥就把一木锨花生种吃完了。吃得两个嘴夹子上净是白沫子,看上去像家雀屎。
赵伟说:“祥子,开啥会咱就快开吧?天太冷了。”
张祥两手一扑拉,又抹了一把嘴说:“太冷就不开了,明天再说吧。”说完,就捂着耳朵跑了。
孙廷利和赵伟看着跑远了的张祥背影,方才悟出了事来:噢?他这是吃饱了。他俩毕竟一个是会计,一个是保管员:咱不能拿着全队人活命的种子当儿戏,这明年的花生种子是可以随便吃的吗?于是,他们把全队的人都找到了我和四爷爷的屋里来,大伙一商量,要把昨天交给张祥的哨子要回来,继续让王书义干队长。他干好干孬,大伙儿认了。
我和四爷爷居住的屋里,一到天黑后,就像是七月里的核桃,满了人(仁)。凡是白天出过工的人,一撂下了饭碗子,就会都拿着工分手册上这里来,让队长和记工员把自己一天的劳动成果写到手册上。等大家来齐了后,就见坐在条桌旁的记工员孙廷利,把队里的记工总册铺在桌上,把钢笔帽拔下来,把红红的印泥盒打开,然后取出他和队长的戳子开始记分。
记工员见手册递上来了,问:“张殿杰几分?”
坐在一旁的队长说:“十分。”
计工员便在张殿杰的手册和队里总册上的空格里分别写上十分,然后再盖上他和队长的戳子,再让张殿杰按上个手印。
“王新成几分?”
“十分。”
“赵拴子几分?”
“八分。”
赵拴子不干了:“哎,队长,俺为啥少两分?俺可是和大伙都往七亩洼子里挑了二十挑子粪哩。”他把记工手册从孙廷利手里抽回来,扭头瞅着王书义问。
队长王书义反问他:“你今年十几?”
“俺今年十七。”
“嗯,十七是半劳力。半劳力应该是记六分,俺是看着你肯卖力,才多给你记了二分。”
“可俺的筐子比大伙装得还满,而且是送到远处的地南头,还要少两分,合理吗?”赵拴子这是头一天上坡干活,不知道队里有这么条土政策。队里规定,凡是不到十八岁的男劳力,既是干得活跟整劳力一样多,也只能算是半劳力。他感到委屈,眼泪便刷刷地掉下来,继而还呜呜地放声哭起来。
队长王书义说:“拴子,怎么还哭上了?别哭了,赶明年你就可以记十分了。”哪知赵拴子的哭声更大了。
伴随着赵拴子的哭声,桌子上的灯苗儿上下地跳跃了几下,便渐渐地暗下去,而且越来越小了。记工员孙廷利把灯芯子往上拧了拧,灯苗却继续昏暗下去,眼看着熄灭了。孙廷利摸着黑说:“队长,灯又没油了。”
王书义说:“四叔,先把你家里的灯点上。”
我四爷爷实在,有啥说啥:“那天已经借了俺的灯一回,再借,怕是俺和小役今黑尿尿得摸黑,不借。”
王书义㧟着头皮想了想说: “谁家有油,回家去灌 一灯来,算是队里借的。”
黑影里那么多张嘴,却没有一个张开的。
王书义一看没有吭声的就说: “不借不是?那就今天的工分赶明晚一块记。”
屋里“嗡”的一声,大伙儿都散了,只有赵拴子还在黑影里哭泣。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也不怨赵拴子为了二分工就跟死了爹一样哭起来没完没了。虽然工分挣得多少分粮都一样,结余的拿不回一分钱,结亏的也不会往队里交 一分钱。但在挣工分上,一分也得争,要得就是个脸面。在四小队,家家户户的大人孩子一年忙到头,到年底一分红算账,除了分到那点儿一年吃不到头的五谷杂粮外,再就是每家还分存的一本和队里的往来账。挣工分多的人家,年底分红后结余多少钱都记在往来账上,而拿不到一分钱,因为队里连记账时点灯的油钱都拿不出,还哪有什么钱分给结余户呢。当然,挣工分少的人家,年底分红结亏了多少,也都记在往来账上不会往队里交一分钱。这样久而久之年年如此,也就形成了一种规律,结余的拿不到钱没有意见,结亏的不交钱也心安理得。虽然每家每户都有几项来钱的进项,那也只能是小打小闹,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一家老小的花项。就说养一头肥猪吧,赶到公社的屠宰场去,也就是卖三四十块钱,还不够这一年里薅猪草的工夫钱。可也就是这三四十块钱,却支撑着一家人的所有花项。小孩子读书得拿书钱,家里有人长病得拿看病的钱,油盐酱醋,更换锨镢锄鎌都得用钱,还有家里来了客,总得称斤肉买瓶酒吧,大人孩子黑里得点灯吧,这杂七杂八的钱一年下来,就是再省着花也剩不下几个,甚至连吃盐的钱也不够,哪还有往队里交结亏的钱。无论结余还是结亏,全是一串空洞的数字。结余的人并没有因此而高兴,结亏的人并没有感到什么压力,那些空对空的数字,都年年尘封在账册里,甚至根本就没有人问津。
穷则思变。光靠种地越种越穷, 坷垃堆里长不出钱来。会计孙廷利对王书义建议说:“队长,咱也办个副业吧,你看人家二小队去年办起了榨油房,到年底各家各户都分到红了。”
王书义是个笨人,叫他干苦活重活行,叫他干动脑子的活就没有主意了。他㧟了㧟头皮说: “要不咱也办个榨油房?”
孙廷利说: “人家二小队已经办起了榨油房,咱就不能再办了。那样人这家二小队会有意见不说,再说这远近的哪里有这么些油榨。”
王书义又㧟了㧟头皮说:“可也是。那咱还办啥子副业,咱还是闷着头种地得了。”
孙廷利说: “俺倒是听说过张殿闻解放前在历城干过几年的打铁匠,也不知道他那边还有关系没有,要是有的话,咱就办个铁匠铺。”
王书义一听笑了:“那行,你就去找张殿闻商量。”
孙廷利找到了张殿闻,把他的想法一说,张殿闻马上就答应了。他接连的跑了两趟历城,就把打铁的烘炉、砧子、铁锤等家伙什全置办齐了。他领着几个壮劳力叮叮当当敲打了一年,竟然将四小队敲打的翻了身,由全村最穷的队一跃变成了最富的队。到年底一结算分红,不再是空对空的往来账了,而是家家户户都分到了钱,多的户上百,少的户也有三四十,人们又是肉又是鱼的过了个肥年。
正月里还没有出十五,队里就有人嘀嘀咕咕地议论上 了:“哎,你听说了没,张殿闻在历城下馆子的钱也报销了。”
“可不是吗,光张殿闻买烟买酒送人的钱,就花了好几百。”
“你说说,咱在家下地晒爹,他张殿闻倒在外头花天酒地胡作。”
人们从背地里嘀咕,变成了公开的议论,张殿闻吃私贪污的事儿,很快便在村子里传播开来。村干部认为张殿闻是富农成分,他干出这样的事来是阶级斗争的体现,就向公社作了汇报,公社第二天就派了人来,把张殿闻带走审查去了。
张殿闻走了,红火热闹了 一年多的铁匠铺也只好关门大吉。四小队到年底结算时,家家户户又回到了空对空的年月,人们拿着那本来往账册,都自觉不自觉地想起了张殿闻的好来。
春节过后一暖和,就开始春种了。该种棉花时种棉花,该种花生时种花生。
种棉花时,队长的哨子就是吹得山响,也到不齐多少人。可是一到种花生这天,队长就是不吹哨子,全队的男女劳力没有一个落下的,连小学生宁可不上学也都跟着大人出工,我当时也跟着叔伯大爷出工了。
当队长最头疼的就是种花生的时候。花生能吃,也好吃。总是一部分种到地里,一部分被人们吃到肚子里了。
开工前,队长王书义站在地头上大声说: “咱今年种花生,要是让俺看见了有人偷吃,俺就罚他。吃一个花生罚一分,吃十个花生一天就白干了,罚十分。”
开工后,王书义满地里转,没见一个人往嘴里塞花生的。可是一上午下来,他估摸了估摸,种的亩数和消耗的种子大不相符。
为了证实消耗种子的真实性,到了下午上工的时候,王书义提着一筲水来到了地头,水面上还漂着一把水瓢。他对大伙又重新宣布了一遍吃花生处罚的标准,并要求大家收工时都来地头上漱口,若是谁嘴里漱出花生渣子,罚十分。
收工了,大家一个一个的都来漱了口,却没有一个人从嘴里漱出花生渣子来的。王书义纳闷了:种的亩数和耗去的种子,也太不相符了?难道是种得稠了?不对呀,俺是看着大伙按标准种的。他百思不得其解, 等大伙散了后,想去洗洗手,当他来到了水渠边一看,这才恍然大悟,就见清澈的水渠里,浸沉着一片片白花花的花生渣子。噢?怨不得他们都往这边跑呀,俺还以为是来撒尿哩,原来是漱嘴来了。
当天晚上记完了工后,王书义把队委会里的孙廷利、赵伟留下来商量办法,怎样才能防止大家明天种花生时再吃。三个人憋闷了半天,也没想出办法来。天不早了, 四爷爷让我尿泡尿睡觉,我正往尿灌子里尿着尿,就听王书义说:“哎,有了。咱这样, 赶明天早晨咱都早起一会儿,把尿灌子提到仓库去,咱把花生种子用尿和草木灰搅拌了再种,看哪个鬼孙子还吃。”
春种告一段落后,大家可以多少的松口气了,接下来就是田间管理。田间管理可紧可松,不至于抢种时那么的紧张。有时候大伙锄上半晌地,得在树荫下侃上半晌的大山。那个时候农村里没有任何的文化娱乐活动,甚至全村连台二级管收音机也没有。唯一的娱乐,就是大家在田间地头调侃腚沟里的那点事儿。大伙一到聚集在树荫下歇息的时候,那些善于调侃的侃爷们,便把腚沟里的那点事儿侃得栩栩如生。尽管那些大闺女、小媳妇听着听着脸红一阵儿白一阵儿的,却总是不愿意离开,都想从头听到尾。
大伙正在说笑着,就见队长王书义打村里开会回来。他见大伙说说笑笑的怪热闹,就大声地咳嗽了一声说:“大家静一静都听俺说。俺刚打村里开完会, 村长说赶明天呀,公社要上咱村来检查春种和夏管的情况。从过了河到进村的这一骨碌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要求各队的社员齐上阵,抢时间突击一下。咱们队抓阄抓到了驴耳洼子上沿那一骨碌,大约是一百二十米,要求今天一下午干完。”
王书义的话刚说完 ,赵四就说上了: “队长,你的手真臭,你抓阄抓的这一骨碌路最难修,俺看咱全队的老少爷们齐上阵,就是拿出吃奶的劲来干到黑也干不完,村里怎么不早安排?”
“是啊,肯定是干不完。”大家都不满地议论起来。
王书义说: “天黑干不完不打紧,咱连着黑里干。至于晚饭嘛,队里管了。”
一听说晚饭队里管了,大家的兴致立马就上来了。干夜班不仅工分高,还管饭,搁谁也有兴致。王娟问:“管啥好吃的,烙葱油饼?”
“对。咱就烙葱油饼,再烧锅疙瘩汤,外加小咸菜,管够。”王书义安排说:“赵拴子,你娘烧得疙瘩汤好喝。你家里的娘们儿也多,黑里饭就由你家张罗了,需要啥,就跟保管赵伟说。”
下午上工,四小队的男女老少凡是能动弹的都来了,向来没有这么齐整过。原因很简单,大家都是冲着葱油饼来的。为这,大队长还表扬了王书义:你们四小队人心就是齐,一有突击任务都上了阵,值得表扬。
一百多米的路,每家按照劳力的多少分成段,家家干的热火朝天,生怕干的慢了,到吃饭的时候落在后头。估摸十点钟能干完的活,结果不到九点就验收合格收了工。
吃饭的队伍吵吵嚷嚷着挤满了赵拴子家的天井,只见热气腾腾的疙瘩汤盛满了三水筲,葱油饼摞满了两簸箩,小咸菜用芫荽拌了一瓷盆,满院子里香气四溢。一说开饭,吃的喝的很快就被瓜分了一空。筲也见了底, 盆也见了底,簸箩底也朝了天,还有些没吃饱的人就开始埋怨了。
赵拴子问王书义:“队长,还有没吃饱的怎么办?”
王书义说:“再做!”
“已经烧了俺家的半个草垛了?”
“饲养棚里还有一大垛棒子秸,先烧了。”
“面也不够了?”
“再借借。俺说话得算数,说管饱就得管饱。”
那天,人人吃了个肚里圆,我也撑得大半宿没有睡着觉。
队里场院上最热闹的时候,是在秋收打场的时候。 一到这个时候,场院里一天到晚都有人,尤其是白天最为热闹。
白天,壮劳力们上坡割谷子,割豆子,砍高粱,杀棒子,刨地瓜,都挑的挑,担的担,扛的扛,把丰收的农产品全部运到场院里来。那些在场院上干活的老人、妇女和一些不满十八岁的孩子们,就忙着铡谷头的铡谷头,削高粱穗的削高粱穗,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说笑,气氛显得格外轻松热闹。特别是那些娘们儿凑在一起,除了哈哈就是哈哈,一天忙到晚笑声不断。能够让她们哈哈的,无非就是那些张家长、李家短的稀奇事儿。
每到打场的时候,我四爷爷就会把那头老黄牛牵了来,套上碌碡轧场,我也就常常是跟在牛后边,嘚嘚喔儿地赶着它快走。这头老黄牛已经上了岁数,是村里分队时,分到四小队里三头牛中最老的一头。它干起活来也不想磨磨蹭蹭,只是老了,没有了多少力气,拉起碌碡来有些吃不住劲儿。这天,我是出于好奇心才赶它的,完全是过一把赶牛的瘾。小孩子吗,除了玩心,没有坏心。可是我在它的后面吆喝的紧了,它就会回过头来瞪我一眼,意思是说:你穷吆喝个啥,俺这就快累死了。
说起这头老黄牛来,还真是怪可怜的。它一年到头除了出力还是出力。耕地的时候要拉犁, 种地的时候要拉耧,打场的时候要拉着碌碡轧场,甚至有时还要被套上马车,到镇上去拉化肥农药。它老了,老得连叫一声的时候也少有了。它累了,累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架子。
实际上,我四爷爷已经不忍心再让它干活了。可是有啥法呢?其它两头牛都在套上犁耕地,绝不能耽误了种麦子。无奈, 他还是把它赶了来,不得不给它套上碌碡轧场。要不然耽误了轧场,收到场里的粮食就会容易霉烂,如果碰上了阴雨天,还会发芽儿。
我跟着四爷爷赶了一会牛,四爷爷心疼地说: “你别赶它了,上一边玩去吧,你看它都累得快走不动了,说不定哪天就会倒下再也起不来了。”
还真的让四爷爷说中了。就在下午轧完了场,给老黄牛卸下套来的时候,它果然前腿一跪,随之就趴在了地上。只见它的两只眼睛里流着两行老泪,张嘴想叫两声也没力气叫了,眼看着它的瞳孔逐渐地放大起来,身子一个侧躺,腿就慢慢地伸直……永久地睡着了。
老黄牛死了,它死的很悲壮。它为四小队的社员们拉完了最后一天的套,死在了卸套时。说它是老死的,说它是累死的,已经都无关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对本分的坚守,坚守到它生命的最后一息。
四爷爷看着老黄牛还瞪着的那两只白森森的大眼,鼻子一酸,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到地上。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去抚闭它的眼睛,结果是一连抚了几下,才把它的眼睛抚闭上。它是在留恋这个世界吗?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它已经蛮对得起这个世界了。我紧紧地抓着四爷爷的褂角儿,呜呜地放声哭起来。那些周边的人,也都痛惜地流下了眼泪。
老黄牛毕竟是累死的,队里没有一个人再忍心举起刀来对它宰割,便请了外队专门杀猪的王一刀来,将它收拾了个利索。
宰杀出来的牛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没有多少分量。全队按人头分也就是每人分到了不足二斤肉,而牛骨头却明显地比牛肉多。由于牛头、牛排、牛腿骨等不好分,会计孙廷利建议按户分,分十一份抓阄,抓着牛头是牛头,抓着牛腚是牛腚,手香手臭就这个。
到了晚上,四小队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了青蓝蓝的烟,煮肉的香味儿从各家各户的饭屋里飘出来,门口的巷子里蹦跳着的是欢天喜地的孩子们:俺爹抓了个牛头,俺爹抓到了牛腿,俺爹抓到了牛腚,俺就爱吃牛腚,哈哈,像过年一样高兴。骨头煮熟了, 肉炖烂了。人们啃着骨头,咀嚼着牛肉,吃了个真香, 一个个都忘记了老黄牛临死去的那一瞬间。只有我四爷爷在那儿一边吃着肉一边流眼泪,实在是难以下咽。
第二天打场,该轧高粱穗子了,没有牛拉碌碡。怎么办?不能耽误打场,没办法,保管员把场院上的人分成几个小组,三个人一组套上轮流拉碌碡。俗话说:十个人的力气不如一头牛的大。这一天下来,一个个累得像摊烂泥,这时才又想起了那头老牛来。到了晚上记工的时候,队长王书义提议说:“这秋收秋种大忙天的,没牛还行? 咱把死了的老牛吃了,每家掏二十块钱凑凑再买一头去。”
大家 没有一个吱声的,一个个像木橛子一样,傻呆呆地坐在那儿,有的甚至把脑袋埋在了双腿上,连看一眼王书义都不看。二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估计哪家也掏不出来。这一点,大家心里有数,王书义心里也有数,他说也是嘴上抹石灰,白说。
王书义见大伙都不吭声,知道是刚才说的话全当放了个屁,就把话题一转又说:“哎,今天黑里是谁看场?”
保管员说:“是孙廷春看场。”
王书义笑了笑说:“嗯,他看场俺就放心了。他人老实,从不干偷鸡摸狗的事儿。散了。”
秋收打场,黑里得有人看场,也就是每天夜里得派人值班。
看场可是个好差事。看一宿,队里给记十分工不说,还可以场院里有啥就吃啥。有花生就吃花生,有豆子就烧豆子吃,地瓜、楱子也都能烧着吃。看场嘛,只要是场院里的东西不被别人偷了去,看场的人怎么吃都可以。
这天黑里是孙廷春看场,他不是烧豆子吃,就是烧地瓜吃,正儿八经地快活了一夜,吃了个肚子滚瓜圆。天亮后,他把叠好的被子往胳肢窝里一夹,就匆匆忙忙地往家里走。可能是他做贼心虚的原因,一路连头也不回地走得很快。就见他走过的路上,长长地沥拉出了一条漏在地上的谷子线。原来是他叠得被角开了口,裹在里面的谷子沥拉了一路。有人见了就告诉了队长王书义。王书义气哼哼地说 :“哼,这个孙廷春,俺昨天晚上还说他从不干偷鸡摸狗的事儿,竟也干出这看场自盗的事来。
凤观枣庄 (文章发布已获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