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祛魅与人性复归：周蓬岸《我热爱编程，害怕写作》的AI时代艺术宣言

编前案：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专业设立于1992年，是山东省创办最早的“美术学”本科专业。2022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以新文科理念为主导，服务新时代美术事业发展，依托美术学院培养高水平美术理论人才，立足山东，面向全国，积极打造国内一流美术学专业。

“美术批评方法与实践”是山东省一流本科课程，任课教师沈颖教授在教学中引入“项目式教学法”，旨在为学生们的美术批评实践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让批评更具有批判性、审美性和学科性。2025年2月18日，山东艺术学院23级美术史论系的41名本科生带着课程任务走进了山东美术馆。

第三届济南国际双年展的主题为“人智时代”，旨在探讨新技术对当下艺术实践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展出作品类型涵盖绘画、雕塑、装置、数字影像、大地艺术、表演艺术、新媒体艺术等多种形式。

技术祛魅与人性复归：周蓬岸《我热爱编程，害怕写作》的AI时代艺术宣言

作者：山东艺术学院23级本科生赵宇涵

指导教师：沈颖

随着技术的选代升级与算法的持续改进，人工智能对人类的艺术主体地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创造力、想象力等令人引以为傲的人类专属能力似乎正在被超级计算、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所破解。在人工智能重构艺术生产逻辑的当代语境中，周蓬岸的装置艺术《我热爱编程，害怕写作》以美术考古学为基础的物质叙事与生成式写作的算法实验，构建了一场关于人机关系的哲学思辨场域。本文基于技术哲学与艺术社会学的双重视角，剖析作品对技术工具理性的解构策略、创作主体性的范式重构以及艺术本真性的当代坚守，揭示其作为AI时代艺术宣言的深层价值，在技术崇拜的迷思中，重申艺术的终极意义在于守护人类经验的独特性、情感的复杂性与表达的脆弱性，为数字时代的艺术实践提供了祛魅化的反思路径。

一、创作逻辑：人机关系的三重解构性叙事

1. 技术考古学的物质诗学：作为“时代座架”的设备陈列

14台跨越90年代中期到2010年中后期的计算机与游戏机（图1），在展厅中以时间轴形式构建起技术演进的“物质谱系”，构建了一座跨越时空的“计算机博物馆”。如同凝固的技术考古现场，每一台设备都是数字时代的物质切片，承载着人类与技术交互的原始记忆。从IBM 5150的机械键盘到Xbox 360的流线型手柄，这些被精心修复的“技术化石”不仅是计算设备的物理迭代记录，更构成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技术去蔽”现场，当CRT屏幕的雪花噪点与SSD硬盘的静默运转并置，技术工具从效率载体转化为存在论隐喻：硬件体积的缩减对应着人类对工具“亲密性”的丧失，而操作系统从DOS命令行到图形界面的演进，暗喻技术对人的认知模式从“对话式”到“沉浸式”的驯化过程。这种反线性进步论的陈列策略，呼应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中“技术作为人类记忆外置”的命题，将设备的物质性转化为对技术异化的视觉批判。作品右侧悬挂的“文字集”（图2）构成了作品观念的核心碰撞：一部分内容是展品中老旧设备生成的机械性文本，带着早期算法的生硬与逻辑痕迹；另一部分则是艺术家本人学习写作时的练笔手稿，墨迹间流淌着人类思维的温度与试错轨迹。这场科技与情感的装置叙事，既是对技术乌托邦的冷静凝视，也是对人类写作主体性的温柔叩问，在硬件的锈蚀与文字的流动间，编织出一曲关于人与机器、记忆与未来的思辨之诗。

2. 生成式写作的算法祛魅：从语言游戏到意义空场

作品展中计算机与作者本人的写作作品生成形成了极具张力的对话，当AI生成的文字以工业化效率产出，人类写作的笨拙、犹豫与独特性是否正成为数字时代的“濒危物种”？在大数据语言模型的高速发展下，AI写作是否会逐渐取代人类写作？当今美学力图回答人工智能的艺术挑战，否定美学也企图回应摄影技术带来的艺术危机与现代艺术带来的理论盲区。阿多诺反复提及艺术与巫术之间的紧密联系，结合巫术世俗化、技术祛魅化带来的艺术危机，他认为“所谓艺术危机，似乎是一种最近产生的全新特质，而事实上则与艺术概念本身一样古老”。

作品中，计算机根据周蓬岸所写的编程所运行的双重算法系统，构成对AI写作本质的镜像解构：左侧90年代基于规则的模板程序刻意保留机械拼贴痕迹，如重复的“主谓宾”结构、语义断裂的短句组合，而右侧通过技术大语言模型手段生成的“流畅文本”则暗藏逻辑漏洞，如“月光在硬盘里结晶”的荒诞隐喻。这种设计并非技术展演，而是通过算法的“不完美性”暴露AI写作的本质，无论是早期的符号逻辑系统还是当代的统计概率模型，其生产机制始终是语言符号的重组游戏，与人类写作中“经验、情感、意义”的生成链条存在本体论鸿沟。当观众目睹机器将“乡愁”转化为“内存中未删除的旧数据”时，算法对人类情感的误读成为技术祛魅的关键切口，印证维特根斯坦“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这一哲学论断。

3. 双重身份的自我指涉：程序员与艺术家的认知博弈

在技术驱动的创新和跨学科融合的双重推动下，当代数字艺术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创造力。这一领域的艺术家不断探索新的创作方式，为观众提供了独特的审美体验。生成艺术、互动艺术、虚拟现实艺术、增强现实艺术以及新媒体艺术都是当代数字艺术的主要流派。“我热爱编程，害怕写作”的创作宣言，将双重身份的内在撕裂转化为可感知的艺术装置，使其成为数字时代人类精神困境的视觉化注脚。在研究员看来，作品的本质是技术理性与艺术感性的自我撕裂。作为前软件工程师，周蓬岸对代码的确定性怀有职业性依赖；作为艺术家，他又不得不面对自然语言写作中意义生成的不确定性。这种分裂在作品中具象化为“编程干预”与“写作逃逸”的悖论：当他为算法设置随机性参数以模拟人类思维的跳跃性时，实则是以技术手段补偿机器的“人性缺失”；而其本人的练笔手稿上面布满了涂改痕迹的笔记本，与机器生成文本的并置，则形成“控制论思维”与“现象学体验”的直观对垒。这种双重身份的自我解构，暗合哈拉维《赛博格宣言》中“打破二元对立”的后人类主义立场，却在根本上坚守人类主体的不可消解性，技术越是追求“类人化”，越凸显人类表达中“不完美性”的审美价值。

通过艺术家周蓬岸的作品最后所直指的，当写作与编程不再是人类与机器的专属领域，算法学会了“害怕”，手稿呈现出“编程式焦虑”，这种双重身份的边界与对抗便在技术与艺术的交互影响中消融。但艺术家通过保留手稿的不可替代性，就像机械臂无法复现橡皮擦除的层次感那样，又在解构中锚定了人类主体的独特坐标，那些被算法视为“错误”的涂改痕迹，在现象学视角下正是人类思维“不完美飞行”的轨迹，彰显着人类思想的独特属性，如同代码注释里偶尔出现的诗歌片段，既是技术理性的裂隙，也是艺术感性得以呼吸的氧舱。

二、AI时代的艺术伦理叩问：工具、主体与真实性的三重危机

1. 工具理性的异化困境：从“延伸器官”到“座架囚笼”

在技术革新迅猛冲击艺术创作领域的当下，周蓬岸的创作实践宛如一服清醒剂，刺破了“算法即创作”所编织的技术乌托邦幻象。复古设备的“低效性”构建起的展览现场，绝非仅仅是对技术史的怀旧回望，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行为艺术，当早期计算机通过插卡外机而运行原始操作，与当代AI借助深度学习实现的“瞬间涌现”形成强烈的视觉与时间对比时，这种张力实质是对“效率至上”的技术理性的深刻解构。

韩炳哲在《非物》中所揭示的数字技术通过消除创作中的“摩擦感”现象，在艺术创作领域体现得尤为显著。传统创作过程中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卡壳时刻”、反复试错留下的“失败草稿”，乃至材料本身带来的物理阻力，共同构成了创作体验中不可或缺的“摩擦质感”。它们如同岩层中的化石，记录着创作者思维演进的轨迹，是主体性在与客体碰撞中留下的鲜明印记。然而，AI的“秒级生成”凭借其强大的计算能力，将创作简化为数据模式的快速转换，表面上看是解放了生产力，实则消解了创作作为“人类存在性实践”的本质属性。当每一次灵感的迸发都能被算法即时转化为成品，思考的延宕、抉择的痛苦、与材料对话的温度都被蒸发殆尽，艺术创作便沦为了数据流水线的终端输出，人类独特的生命体验被降维成了算法模型的训练样本。

这种技术异化带来的焦虑，本质上是对“人类创造性不可替代性”的深层担忧。周蓬岸的装置艺术恰似一个时空交错的隐喻：那些看似“落后”的机器装置，反而成为了守护人类主体性的堡垒，它们用物理层面的“低效”，抵抗着数字世界的“高效吞噬”，以可见的“操作痕迹”证明着创作者的在场。这让我们联想到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对灵光消逝的忧虑，如今技术复制已从物理层面深入到了思维层面，技术地不断发展使它从“延伸器官”的辅助角色，逐渐深入影响艺术家的创作思维，艺术创作的“灵晕”正面临着被算法稀释的危险。

但是，这种对技术理性的反思并非是要退回前技术时代，而是倡导在技术应用中保留“批判性的距离”。正如韩炳哲所言，“摩擦”并非需要被克服的障碍，而是主体与世界建立真实联系的介质。在AI辅助创作日益普及的今天，或许我们更需要构建一种“有摩擦的技术伦理”，让算法成为拓展创作可能性的工具，而非替代人类思考的主体；允许创作过程中保留必要的“低效空间”，让那些看似“无用”的停顿、试错与徘徊，重新成为滋养艺术灵感的土壤。唯有如此，技术才能真正成为人类创造性的延伸，而非囚禁主体性的数字囚笼。

值得关注的是，作品中布满划痕的老旧的软盘驱动器与闪烁的CRT屏幕不再是效率工具，而是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光晕”的当代转译，在数字艺术、网络艺术盛行的今天，艺术作品的复制变得更加便捷和广泛，艺术的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也极大地拓展，此时，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光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但同时也可能以新的形式出现。而数字艺术作品通过独特的互动体验、虚拟展览等方式，营造出一种新的“数字光晕”，给予观众不同于传统艺术的独特感受。这也提示我们，艺术的价值不在于生产速度，而在于创作者与工具交互碰撞中催生的“精神褶皱”，那些因技术限制而自然延宕的思考节奏，恰是人类生命体验嵌入创作的温润明证，更是创作者在艺术实践中凝结的最珍贵的灵魂切片。

2. 创作主体的范式重构：从“作者中心”到“系统架构”

作品通过观众交互机制重塑艺术生产的主体边界，当观众输入关键词触发算法生成文本，当艺术家手稿片段随机介入重组语义，传统意义上的“作者”概念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家作为“规则制定者”、计算机AI技术作为“运算执行者”、观众作为“意义阐释者”的三元共生系统。这种模式颠覆了本雅明关于“创作者、作品、接受者”的线性关系，印证费俊提出的“智能系统创作观”，艺术从封闭的客体转化为开放的意义生产网络。这种重构最终使艺术生产主体成为跨越生物与非生物智能的超级有机体，在交互场域中形成超越个体意识的集体认知流，让艺术成为认知要素共振涌现的审美事件，而非特定主体的专利。但与虚拟人“济南小妮儿”的程式化交互不同，艺术家周蓬岸的设计作品始终保留人类主体的“干预接口”，如艺术家可手动修改算法权重，在技术去中心化的同时，重申人类作为价值支撑点的不可替代性。可以看出，艺术创作既非纯粹的人类精神单向投射，亦非技术自主性的野蛮生长，而是在人机交互界面的递归式对话中，如量子纠缠般不断重构着艺术认知的叠加态可能性，这种交互不是线性的信息传递，而是人类直觉的模糊性与技术逻辑的精确性在认知场域中形成的二者共振，让艺术始终保持着未被单一范式坍缩的多重阐释维度。

这种艺术认知的重构正在瓦解"作者已死"与"技术霸权"的二元对立，在人机界面的褶皱处开辟出第三条道路——不是人类精神的单向度投射，也非技术逻辑的独裁统治，而是如同DNA双螺旋般的协同进化。就如同徐冰的《地书》遇上自然语言处理模型，蔡国强的火药爆破与物理引擎模拟在艺术创作中邂逅，艺术正以量子叠加的姿态，在经典与未来的交界处，书写着永不停息的认知变奏曲。这种未被坍缩的多重阐释维度，正是数字时代艺术保持生命力的秘密：它永远是正在进行时的认知实验，是人类模糊性与技术精确性共同谱写出的不确定性赞美诗。

3. 真实性的技术重构危机：从“经验表征”到“数据拟像”

当算法将新闻与诗歌杂糅、历史与虚构拼贴，制造出以假乱真的“数据拟像”，艺术的“经验表征”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艺术家周蓬岸的破局之道在于主动暴露程序算法的“认知缺陷”：当机器将“孤独”表述为“未连接的服务器端口”，这种技术隐喻的错位，剖开了数字文明的表面，显示出内部人类情感的肌理感，恰恰证明了，那些缠绕着触觉记忆的温度、嵌刻着身体感知的人类独有的真实的精神感知，终究无法被计算机二进制代码中冰冷的0与1的矩阵所穷举甚至替代。作品中的“文字集”成为区分现实与虚拟的界碑，一部分是算法生成的“技术拟像”，带着机械文明的冷硬光辉；另一部分是人类创作者经过思考后写作的“生命痕迹”，墨迹里沉淀着人类的复杂情感。前者是数据计算的产物，后者是身体经验的显影，二者相互碰撞的张力场域，正是艺术抵御技术异化的最后阵地，印证着策展人冯远的论断：“艺术的本质是人与世界关系的诗性显影”，而这种“显影”的核心，在于创作者独一无二的真实生命体验，能够让观者与创作者通过艺术作品达成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技术对真实性的重构既带来危机，也孕育契机。从"经验表征"到"数据拟像"的范式迁移，本质上要求我们重新校准真实的认知坐标系，既要借助区块链存证、跨模态检测算法等科技技术手段构建可验证的数字信任基础设施，也要在计算伦理学、法律符号学与认知哲学的交叉地带，编织包含伦理规制、制度框架与公众数字素养培育的跨维度治理网络。唯有在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共振频率中寻找平衡点，才能在生成式AI构建的超现实语境里，锚定真实性的动态坐标，那不是凝固的传统经验堡垒，而是兼容数据逻辑与身体感知的弹性尺度，既要允许算法拟像的创造性生长发展，又守住"真实"作为认知参照系的基本语义边界底线，避免陷入鲍德里亚预言的"拟像秩序"陷阱，让人类在数据洪流中始终保持对"何为真实"的清醒辨识力与哲学反思性。

三、时代意义：在技术祛魅中重建艺术的“人学”本质

1. 对技术乌托邦的祛魅：解构“进步神话”的物质政治学

周蓬岸的作品通过复古设备的物理在场与算法文本的语义断裂，完成对“技术决定论”的双重解构。当观众身处在布满划痕的软盘驱动器面前，观察90年代程序逐行生成诗歌的机械过程，技术演进的“速度神话”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对“工具理性如何塑造人类认知”的深层追问。这种祛魅实践与艺术展中盾乙《2023，山水1号》的技术嫁接、田晓磊《蓝色景观》的视觉奇观形成对比，拒绝将技术作为美学消费的对象，而是将其还原为裹挟人类生存的历史语境，呼应了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当AI艺术沦为技术炫技，周蓬岸的装置却在技术的“返祖”中，打捞被算法淹没的人性微光。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周蓬岸在程序真正“学会”写作前，自己先抵达了写作的本质。当他在代码世界与自然语言的裂隙间往返时，逐渐发现：那些被视作“逃避工具”的技术装置，最终却成为照见人类写作本质的镜子，计算机生成的“文字拼图”越是工整机械，越是可以对比凸显出人类写作中不可被算法化的精神痕迹，体现出不可替代的人文温度。

技术乌托邦的祛魅并非否定技术进步，而是从人学本体论剥离其神性光环，直面技术异化与人性解放的真实矛盾。韦伯指出世界祛魅伴随理性化，人类需在AI技术层出不穷的“诸神之争”中重拾价值判断勇气。未来技术发展应指向“有限乌托邦”，既不迷信技术万能，也不陷入反进步虚无，而是在批判与建构中寻求第三条道路，让技术进化与人的自我实现协同共生，守护人的未完成性本质，在技术理性中注入价值选择的人文向度。

2. 艺术本真性的当代重构：在代码与墨迹间锚定价值坐标

在机器写作日益逼近人类表达边界的当下，艺术家周蓬岸重新定义艺术的“不可替代性”：它不在于形式创新，就像AI可瞬间生成千万种风格，而在于创作过程中凝结的“具身性经验”。书写手稿中因情绪波动而潦草的字迹，因逻辑卡顿而大量划掉的段落，这些被算法视为“缺陷”的细节，构成AI算法永远无法生成的独一无二的“人性指纹”。这种对“笨拙表达”的坚守，与德国新表现主义对“伤痕美学”的推崇异曲同工，证明艺术的本真性源于创作者与世界的摩擦，而周蓬岸的作品，正是通过人机对比，让这种显影更加直观，更加清晰。在研究员看来，代码对墨迹的向量化转译，本质上是笛卡尔式理性主义在数字时代的延续，试图将具身性的艺术经验解译为可计算的形式系统。但水墨媒介的“反抗”恰凸显了海德格尔所言的“物之物性”：毛笔分叉时的纤维纠缠、宣纸纤维的毛细管效应、水墨交融时的布朗运动，这些微观物理事件，既是物质性的存在之诗，也是身体记忆的存储介质。正如梅洛·庞蒂指出的"现象身体"理论，画家挥毫时的肌肉记忆早已与水墨的流动特性形成具身认知的生态循环，这种具身性经验的不可计算性，正是对抗算法透明性神话的存在论壁垒。

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所提出的观点：“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人沉溺于人工智能生成艺术作品带来的“劳动力解放”的幻觉式快感，从此难以体会到艺术创作过程中艰辛而快乐的享乐感受。但是作品本身只是艺术家观察、思考、设计的时间在物质生活中的体现。艺术家周蓬岸的创作实践以独特视角生动诠释了“AI时代，艺术为何？”这一时代命题。当技术试图替代人类表达时，其创作恰如一面棱镜，反向折射出创作者主体不可消解的价值内核，这一内核深植于个体生命体验的语言自觉，构成算法永远无法模拟的意义生成机制。在技术理性与人文表达的对话中，他以创作实践印证：人类艺术的本质，正是在技术镜像中清晰显影的、不可被数据逻辑置换的主体性光芒。

代码与墨迹的张力场域，实则重构了艺术作为"差异引擎"的本质属性。当区块链技术试图通过不可更改的非同质化代币确保数字艺术的原真性时，传统水墨的“每一笔都是唯一”特性却在证明，物质的不可复制性与数字的可复制性，共同构成了本真性的阴阳两面。或许未来的艺术史书写，需要在算法的精确性与水墨的氤氲性之间建立新的诠释坐标系，既承认代码作为认知工具的革命性价值，又守护墨迹作为存在之镜的神秘维度，让艺术始终成为照亮技术异化的精神性留白。

3. 人机共生的伦理范式：在控制与失控间保持批判张力

周蓬岸以美术考古学的视角重构技术史，将冷冰冰的硬件转化为承载文化焦虑的载体。他没有简单批判或拥抱技术，而是通过器物陈列与文本对照，揭示人类写作与AI生成之间既对抗又共生的复杂关系：那些曾被视为“先进工具”的计算机，如今已成为被时间封存的“考古对象”，而它们孕育的AI技术却正在重塑人类的表达范式。作品最终指向一个深层追问：当大语言模型开始模仿甚至“超越”人类写作，我们该如何定义写作的本质？那些根植于个体经验的笨拙表达，是否正是人类文明不可被算法替代的精神基因？当我们的审美越来越依赖算法刺激大脑所带来的 “惊喜阈值”，我们是否正在丧失面对伟大艺术时的原始震撼？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文化艺术教育的教学模式与学习方式，推动我们从“技能传授”为核心的传统教学，走向“思维引导与创意生成”并重的新型教育范式。当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被切割成千万个短视频切片，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被压缩成三分钟听书摘要，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残酷的现实，算法正在系统性地重塑人类的审美神经网络。这场悄无声息的认知革命，远比文艺复兴时期透视法的发明更为深刻，它直接改写着人类感受美、理解美、创造美的底层逻辑。在技术理性与人文感性的张力场域中动态演进的认知维度下，人机协同进化共生关系是必然趋势，这是一种非对抗性的后人类主义伦理，既不陷入卢德主义的技术恐惧，也不盲从硅谷式的技术崇拜，而是在人机协作中构建“批判性共生”关系，以非对抗、和谐共生的方式来处理人类与技术、人类与其他生物以及不同形态的“人类”（包括后人类）之间关系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体系。这种伦理观念有助于引导科技的发展朝着有利于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艺术家对算法规则的设计，例如保留早期程序的机械感与对人类手稿练笔作为核心展品的珍视，体现出对技术的双重态度，承认其作为认知延伸的工具价值，同时警惕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殖民。这种立场，为AI时代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方法论启示：技术不应是目的，而是迫使人类重新认识自身的镜像；艺术的使命，在于始终守护那些算法无法计算的“生命余数”，那是艺术家创作者结合自身生命经历所创作的包含情感“生命诗篇”。

四、结语：在算法的裂隙中守护人性的微光

周蓬岸的《我热爱编程，害怕写作》之所以成为AI时代的艺术宣言，在于它以清醒的批判意识，撕开技术乌托邦的华丽表皮，暴露出其下隐藏的哲学空洞。当全球艺术界沉迷于AI生成的“完美图像”与“流畅文本”时，这件作品所陈列着的笨拙的老式计算机，不断向观者展示着算法制造的语言废墟，这不是对技术的否定，而是对人类独特性的悲壮坚守。它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解答了此次双年展主题“人智时代”中关于人与机器的关系，并提醒我们：在神经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艺术的终极意义不在于与机器比“智能”，而在于守护那些让我们成为“人”的脆弱、犹豫与温度。

尽管人们不应消极抵制大模型生成式AI广泛应用于艺术创作这一必然趋势，但也应警惕其背后的资本意识形态在艺术领域内的垄断。艺术不应就此沦为市场和资本的奴隶，失去其否定性和批判性，放弃其对存在之真理的守护。而正如齐泽克所论，“大他者”本不存在，它因人们的预设和建构而存在。人应寻求与A!及其背后的象征秩序大他者“共在”的方式，拒绝垄断性大他者，积极探索对象征秩序的审美性建构，使人工智能文艺创作得以良性发展。正如福楼拜所说“科学与艺术在山麓分手，回头又在顶峰汇聚”，这也是展厅中闪烁的复古屏幕所隐喻的：当身处数据洪流漫灌的时代时，我们有了时空的纵深维度，真正的艺术文化，必是通过新的智慧，新的智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真正的艺术之光，永远闪耀在技术与人性的裂隙之间，熠熠生辉。

（特约编辑：李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