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之罘秦刻石谜团试解

秦并六国之后，秦始皇于二十八年（前219）至三十七年（前210），四次东巡，立刻石七，其中之罘有二（【史记 始皇本纪】分别称之为之罘刻石和东观刻石），其余峄山、泰山、琅琊、碣石、会稽山等地各一。四次东巡中，三登之罘，三到琅琊，其余各地皆一次。由此可见，当时之罘和它的刻石具有很特殊的地位。

西安碑林现存秦峄山刻石，为宋初郑文宝依据徐铉摹本翻刻峄山碑局部 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之罘二刻石在所有七刻石中又有很特殊的经历。清代金石大家王昶曾概而言之：“自秦至今阅数千年，之罘、碣石之刻，久已无传，峄山、会稽皆出后人重摹，泰山石又毁于火，而此石（指琅琊石）岿然犹存。”清初（王昶所处时段）琅琊原刻石仍在琅琊台上海神祠里，另有苏轼任密州知州时命人摹刻一石置于密州超然台上。境况最差的是“之罘、碣石之刻，久已无传”；而碣石之刻尚有北魏孔昭和宋初徐铉的摹本（到清代已无传）；最惨的乃是之罘二刻石，原石既已早佚，就连完整的摹本也未曾流传。

秦会稽刻石，元代申屠駧摹刻，存会稽学宫。此碑为后人翻刻。

王建波先生2023年12月发表的【芝罘岛秦碑石刻哪儿去了？】对此事考订甚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其大意是说：之罘二刻石自秦以后经历了千余年的寂寞，到北宋才引起了梅尧臣、欧阳修、赵明诚等人的注意。当时他们见到的也只有残存的秦二世诏书二十余字，连这也不是原摹本，可能只是后人刻在片木上的翻摹。看来他们也并未实地考察，实际上当时之罘二刻石尚在原处，如能实地考察收获当不至如此可怜。到明嘉靖年间，【山东通志】记载“之罘山石刻在（登州）府境之罘山上，有二。”此后它们引起世人关注，拓印传赠蔚成风气。有传言说，地方上不堪其扰，将原石推沉入海。王建波先生认为它们很可能毁于明末战乱之际，对此我非常认同。

之罘二刻石的不幸遭遇，以及由此引起的重重谜团，引起了由清及民国许多文人学者的浓厚兴趣。例如清代叶昌炽、翁方纲、王昶，民国容庚、马衡等大学问家对其多有论述。福山县志上也载有萧文蔚、赵执信等文人对它的歌咏。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此事，我就见过不少与此有关的考证文章。上述王建波先生的文章即其佼佼者。

我觉得考辨和探究之罘二刻石很有意义。它们是烟台地方史的坐标，标志着烟台信史的开端。其中可能隐藏着我们至今未见其端倪的文化密码。

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群策群力，通过认真考辨逐渐破解围绕着它们的诸多谜团。在下不才，愿为此略尽绵薄。我眼下能想到的有以下几点。

一 .秦始皇三登之罘，两立刻石，他如此执着，定为某种强烈的动机所驱使。我在【秦始皇三登之罘：一段历史谜题的考辨】一文中对此做过比较详细的论述，此处不赘。

须稍加补充的是，秦始皇自始就怀有赴东海寻仙山，求仙药，以求长生不老的意向。因此泰山封禅之后，“乃並渤海以东（沿着渤海一直向东），过黄（今黄县）、腄（今福山），穷成山，登之罘。”史记的这段文字很考究，黄、腄是匆匆而过，成山是走到尽头，然后是之罘登顶。他就是奔着东海而来的，非常急切。中间舍弃了临淄（天主所在）、莱州三山（阴主所在），过黄县，也未登那里的莱山（月主所在）。这说明祠齐地八主并不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

不错，【史记 封禅书】提到他“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但这些很可能是派遣其随行从臣分别完成，他不必亲力亲为。把本纪和封禅书结合起来看，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登之罘之后，他似乎看到了希望，因此把之罘当成求仙的重要目标，所以才会有三登之罘和两立刻石。特别是二十九年博浪沙遇刺，他惊魂未定，就直奔之罘，似乎把生的希望寄托于此地。

二 .之罘二刻石中的之罘刻石应属二十九年，东观刻石应属二十八年，对此我在【秦始皇三登之罘：一段历史谜题的考辨】中作了论证。至于【史记 始皇本纪】所引东观刻石文辞中的“维二十九年”，我推想很可能是帛书档案转抄时产生的错讹。当然这只是可能的原因之一。近来我阅读了许多古人金石资料，发现重摹的峄山、碣石、琅琊、会稽等秦刻石文辞与【史记 始皇本纪】的记载有很多不同，比如，碣石刻石本应为36句（12节），宋初徐铉摹本为33句（11节），丢了3句；而史记所载只有27句（9节），丢了9句。摹本与史记所载字句也多有差异。峄山刻石有宋初徐铉摹本，其弟子郑文宝据此翻刻立碑，现存西安碑林；也是36句（12节）。而史记则完全未载峄山刻石文辞。这很明显是司马迁当时所依据的秦代原始档案残缺不全。当年项羽火烧咸阳宫，帛书之类的档案极易损污甚至化为灰烬。烬余的档案因残缺不全和字迹难辨，错讹难免。我们不难想象，之罘二刻石因没有原石摹本留传，其错误之处，绝不只是年份而已。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无法弥补的永远的缺憾。我们只能祈求未来会有奇迹发生，也许原石的全摹本尚在人间，有一天会重见天日。

三 .之罘的刻石究竟有几个，这似乎不是个问题。因为宋初梅尧臣就明确说过，一存东顶，一在西顶，有两个。证之以史记的记载（二十八年登之罘，立石颂秦德；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毫无疑义。到明嘉靖【山东通志】说得更具体：之罘山刻石“有二，俱李斯篆，一刻十九字，一刻六十字”。这很明显是有人亲眼目睹。

近年来有一种说法颇盛行，说是东观刻石在成山，并列出种种似是而非的猜测作证。其实东观刻石最末一句说“请刻之罘”，就说明了一切，请刻之罘怎么会跑到成山去？

还有一种说法，二刻石之外，另有秦二世诏书刻石，总数成了三个。依我看，这可能是出于对文本的误读。

我们先看【史记 始皇本纪】有关文字。“二世皇帝元年 ...... 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並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这段话的意思是，秦二世东行，把始皇刻石的六地走遍（其路线是，峄山、泰山，北到碣石，再沿海，经之罘、、琅琊，南到会稽），刻遍了所有始皇当年的刻石。以下两句是夹注（刻上大臣名，为表彰先帝盛德）。再下面是刻在始皇刻石上的内容：皇帝曰云云，即二世诏书。二世诏书说了些不咸不淡的一本正经的废话，无非是为自己洗白，说原刻石没称始皇帝，是对先帝的不敬，久远的后人会误会是他这个后嗣者的过错，但他是真心要章先帝盛德。这样的表白当然只能刻在原来始皇颂辞的旁边，字体也必定小一号，而不可以单独立石。否则就更是大不敬。下面李斯等人冒死言：“请具刻诏书刻石”，意思很清楚，请把诏书刻在原刻石上。其实北宋欧阳修早就说得很明白：“二世又刻诏书于其旁”。（【集古录 泰山刻石】）

北宋赵明诚【金石录】说：“始皇...... 登之罘山，凡刻两碑，今皆摩灭。独二世诏二十余字仅存；后人凿石取置郡廨”。意思是说，后人把原刻石上仅有的二世诏书的二十余字凿下来，置于登州府衙。而不是把二世诏书碑搬到府衙。（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单独的二世诏书碑。）回过头再看嘉靖【山东通志】卷二十二的记载：“秦碑，在府治内，...... 止存二十字。之罘山石刻，在府境之罘山上，有二，...... ”这里说的府治里的秦碑指的只能是凿下的二十余字，并不是另有一个完整的秦碑。

四 .之罘二刻石是否长期并存？

二石分别立于之罘山之东顶西顶，但二者知名度大不同。东边的东观刻石，很可能为周围的乱石与草莽所掩，更兼野径难觅，人迹罕至，所以长期以来不为人知。古人提到之罘秦刻，往往说的就是史记里说的第一个，即所谓之罘刻石。唐代或五代宋初凿下的二世诏书二十几个字，明宣德正统年间孙方伯臨石刻碑置于福山学宫，也都是取之于西顶上的之罘刻石。诗人们咏唱之罘秦碑毫无疑问也是指的它。后来传言推到海里的也只有它一个。

如果置身秦代情景，我觉得这很容易理解。始皇二十八年，他匆匆由成山赶过来，急于从东边的绵延无际的岛链里寻找仙山。但之罘山东端荆棘丛生，野兽出没，他大概只能乘坐临时做成的肩舆，由兵丁抬上山。那里春日清晨的渺茫幻象令他心驰神往。他对此地着了迷，因此会念兹在兹，不辞劳苦，连来三次。在此地刻石立碑是他的 迫切心愿，必须完成 。后来的实际操作者无法找到优质石料，只能就地取材，敷衍塞责，东观刻石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第二次登之罘应该在西边的老爷顶，刻石也在那里，环境条件比东头好，操作者也有了经验，所以第二个刻石（之罘刻石）应该是更高大更坚固，也更显明易见。

由於石质差，易于风化，东观刻石磨灭无闻肯定早于之罘刻石。嘉靖晚期进士周弘祖大概编成于隆庆年间的【古今书刻】收罗当时刻石甚丰，该书只载有一件“之罘山石刻”，附有小字加注：秦始皇刻，字画剥落，在福山县东北。大概那时候东观刻石已经泯然众石，很难找到了。

以上所述，只能算是一隅之见，错讹难免。敬候批评指正。但如能引起有心者关注此事，则吾愿足矣！

本文引用嘉靖山东通志资料取之于王建波先生文章，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张广育，生于1936年7月。曾当兵19年，转业后就职于北极星钟表集团。退休后偶尔涉猎地方文史，曾有“张半仙家事”、“表海风雄的迷思”、“为奇山正名”、“后街菊子姐”、“忆我的父亲张君佩”等文章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