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成教授受邀出席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开幕式 并作主旨演讲

7月10日上午，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曲阜尼山开幕。本届尼山论坛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联合会、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700余名嘉宾中有来自美国、俄罗斯、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等63个国家的近400位国际嘉宾，各分组对话和分论坛中国际学者的比例超过50%，规格和数量均创历届之最。嘉宾共话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出“尼山声音”、贡献智慧力量。

开幕式主旨演讲环节，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董平，希腊雅典大学名誉教授、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指导委员会主席维尔维达基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兼职讲席教授张其成，韩国成均馆儒道会总本部会长崔瑛甲，台湾元亨书院院长、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林安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席萨克斯等六位国内外知名专家作主旨演讲。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陈来主持主旨演讲。

张其成教授围绕“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主题分享了深刻见解，以下是张教授主旨演讲全文：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长河中汇聚而成的民族特质与风貌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沉淀的精华，它深深植根于民族之根，铸就了民族之魂。这一文化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传递着精神的基因、彰显着精神标识，更是我国文明发展历程中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第八个部分提出“推进文化的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一共包括五点，第二点讲的是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所以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常说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博大”意味着其覆盖领域广阔无边，涵盖了琴棋书画、古典文学、传统节庆、戏曲艺术、建筑风格、汉字汉语、中医药学、民间手工艺、武术技艺、地域风情、服饰文化、古玩器物、神话故事、对联艺术等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而“精深”则揭示了其内在底蕴的深远与细腻，可以被高度概括出其基本精神。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索中华文化的“博大”之广度，“精深”之深度，领略其独特的魅力与智慧。

一、文化结构：一源三流，两支六经

中华文化的“博大”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结构，它迥异于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印度文化。若要用八个字来精准概括，便是：“一源三流，两支六经”，她如同一条文化之源，分流出三大水系，依托两大强劲的支撑，最终汇聚成五部传世经典。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关于三皇的说法各异，但普遍认为是伏羲、神农、轩辕这三位先圣。若以一部书代表中华文化的源起，那非《易经》莫属。相传伏羲氏观察天地人三界，创作了八卦。《周易·系辞》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神农炎帝创作了首部易经《连山易》，以艮卦为首；轩辕黄帝则编写了《归藏易》，以坤卦为起始，象征大地之母，寓意万物归宿之地。周文王时期，则有《周易》问世。《周礼·春官宗伯》提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对于这些传说，我们应持孔子所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态度，不轻率否定。但通过以上梳理，《易经》的形成与中国远古文明的发展历程的相辅相成是显而易见的。

在商朝末年，周文王以仁政治国，却引起了商纣王的猜忌与仇恨，结果被囚禁于羑里长达七年。在这期间，他推演出了六十四卦。卦爻辞据说是周文王与其第四子周公共同创作的，虽然这一说法存在一定争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周易》的经文部分成书于西周早期，大约距今有三千年的历史，它从伏羲、神农、轩辕的时代延续至周文王，构筑了中华文化的根基。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时代，儒家和道家对《周易》尤为重视。孔子对《易经》的研读达到了“韦编三绝”的境界，编连《易经》竹简的皮绳因其长久频繁的翻阅多次断裂，侧面显示了他对《易经》的深入研究。他领悟到，《易经》非但不是单纯的占卜之书，而是阐释天命之理的经典。《论语·为政》中提到：“五十而知天命”，而在《论语·述而》中则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对《易经》的阐释形成了《易传》，共十篇，又称“十翼”，宛如为《易经》增添了十双翅膀。《易传》并非孔子亲笔所著，据朱伯崑先生考证，应为孔子的第三代或第四代弟子所撰，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它不仅反映了孔子的思想，还吸收了老子的哲学理念，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史记》中记载，老子曾担任周朝的守藏室史，相当于今日图书馆与博物馆的馆长职务。他留给后世宝贵的《道德经》，其内涵实际上是对《易经》中坤卦思想的深入阐释，可视为对《易经》的隐性解读。《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有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其中“周行”二字，正是指《周易》中的周期性变化；《易经》的六十四卦可被划分为三十二组，“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而老子的名言“反者道之动”则阐述“反”是道的运动法则。这正是《周易》所蕴含的哲理：事物在周期性变化中，处于最低谷时将迎来上升，达到顶峰后则将再次下降，这是宇宙大道的运行规律。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洞察，孔子对《易经》的解读是显性的，他发扬了《易经》乾卦的精神；而老子则隐性解读《易经》，弘扬了坤卦的内涵。这一现象已经演变为“一源二流”的文化结构。儒家、道家以及其他诸子百家均对《易经》进行了各自的解读，因为《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在《易经》的深厚基础上，中国的文化逐渐蓬勃发展。

佛教的创始人，即释迦牟尼，其教义在最初传入中国时，曾在两汉时期遭遇排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逐渐接纳了佛教，并在隋唐时期形成了八大宗派：天台宗、唯识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和律宗。在这些宗派中，禅宗无疑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派。佛教最终能够被中国接纳，部分原因是佛教传教士发现了《周易》中坤卦《文言传》的一句名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他们认为这句话与佛教的因果理论不谋而合，从而使得佛教的因果观念与《周易》的智慧相契合。自东汉以后，中国文化呈现出儒、道、佛三足鼎立的格局。儒家、道家，以及被中国化的佛家，都与《易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风貌。

《易经》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孕育出了“一源三流”的文化格局。这一格局可以用八个字精辟地概括为“易魂佛心，儒风道骨”。在这里，“易”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更是其灵魂和基本精神所在。所谓“易”，本质上指的是“阴阳”之道。“以佛为心”中的“心”，指的是一颗“菩萨心”，充满慈悲和虚空之境。儒家如同文化的肌肉，象征着向上的力量、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和刚健坚毅的品质。而道家则如同骨架，它代表的是一种向内的探索，一种追求自然和谐的生活态度。尽管儒家倾向于积极入世，道家偏向于超然物外，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积极、道家消极。实际上，中国人的骨髓里最终追求的是道家的逍遥与自在。儒家、道家和佛家三者相互融合，历史上被称之为“三教合一”。这种“合一”是建立在《易经》的基础之上的，三家都共同体现了《易经》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贯穿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在当代社会，许多人对于真实的儒家、佛家、道家以及《周易》的内涵已然陌生。然而，有两大学科却集中地传承和保留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它们分别是中医学和中国传统艺术。中医学不仅保留了丰富的传统文化精髓，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传统艺术则以其独特的魅力，深深植根于民众的生活之中。国医与国艺，成为支撑中华文化的两大支柱，共同构成了“一源三流两支”的文化架构。在此我所提及的“六经”是以儒家为主干，但不局限于儒家，而是涵盖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六部经典：《易经》《论语》《道德经》《六祖坛经》《黄帝内经》和《诗经》。这六部著作蕴含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易经》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位居首位；《论语》是儒家的基石；《道德经》（又称《老子》）为道家的根本；《六祖坛经》是中国佛教的精髓；《黄帝内经》是医学的巅峰之作；而《诗经》则是古代社会的艺术升华。

这种文化结构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元多歧，三教合易”。中华文化的思想核心在于这个“元”，它代表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是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的要点。我将在后续中详细介绍这个“元”的丰富内涵。各种思想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它们的根源均可追溯至《易经》，与之有着紧密的联系。儒家、佛家、道家三教最终在《易经》这一共同的理念下融合，因为《易经》的哲理是贯穿始终的。

二、基本精神：刚柔并济，中正和合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犹如从最初的“满天星斗”，星光熠熠，逐渐转变为“月明星稀”的格局。中华文明的起源从“万邦林立”的多元状态，演变为后期“二里头文明”的“一枝独秀”，在思想层面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元”。因此，在文化发展的后期，中华文化不再是多元并立，而趋向于统一的核心——“元”。费孝通先生曾将中华民族的多元格局描述为“多元一体”，而这个“元”便是“大易之道”，或称之为“易道”，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笔者在1999年出版的《易道主干》一书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在理解了这样的文化结构之后，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个“元”的本质是什么？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的“精深”究竟指的是什么？同时，我们也将探讨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深刻联系。

《易经》以其“简易”著称，仅由两个基本符号构成：阳爻和阴爻。阳爻和阴爻的六次组合形成六十四卦，即二的六次方等于六十四。阴爻和阳爻的三次组合则构成八卦，即二的三次方等于八。因此，《易经》的结构布局简洁明了。在中华文明的初期，呈现“满天星斗”的多元状态。随着《易经》的出现，中华文明逐渐凝聚为一个“元”的文明。六根阳爻自下而上组合成乾卦，六根阴爻自下而上组合成坤卦。一乾一坤，一阳一阴，一刚一柔。儒家更倾向于乾卦，而道家更倾向于坤卦，当然，乾卦和坤卦不可割裂。乾卦和坤卦的卦辞中都包含“元”字。乾卦的卦辞为“元亨利贞”，而坤卦的卦辞是“元亨，利牝马之贞”。“元”字的上部原本是一个点，象征“头”，“元”即“头”。我们发现“元首”一词，即国家元首，所以“元”意味着“头”。因此，“元亨利贞”的含义是一开始就亨通，有利于所问之事。孔子对此进行了解释，《易传》的《彖传》对卦辞的解释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即伟大的乾卦之“元”，万事万物依赖它而开始，故能统领天道。而《彖传》对坤卦之“元”的解释是：“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即坤卦之“元”至极，万事万物依赖它而生，坤卦如大地，顺应天道，承载天道。“始”字的女字旁意味着“女之初”，即童女、少女，她自身无法生育，所以乾卦之“元”是主宰的“始”，犹如童女、少女，而坤卦之“生”则意味着可以生育，如同少妇、母亲，代表一个人的两个阶段。在《易传》看来，乾卦代表第一阶段，坤卦代表第二阶段。然而，道家的老子对此持相反观点，认为阴性是第一位的，阳性是第二位的，因此《道德经》中有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即阴在前阳在后。这两家对乾卦和坤卦的解释各不相同。

《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名言广为流传，并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在这里，“天行健”指的是乾卦，象征着天的运行刚强有力。因此，君子应效仿天的行动方式，按照乾卦的特性，努力自强不息。而“地势坤”则指的是坤卦，象征着大地的宽广和承载万物。君子应效仿大地的特性，培养宽厚的德行，承载万物。因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精神支柱。若用一个字来概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健”字最为恰当，它代表着强健有力。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厚”字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着大地的宽广、坚固和包容万物。这两大精神也是成为君子的两大人格特征。

如果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精深”的部分进一步提炼，那么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刚柔并济、中正和合”。首先，“刚”代表阳刚之气，即乾卦，表现为自强不息、刚健坚毅、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与时俱进、变易创新等阳刚精神，这是儒家的精神特质。接着，“柔”象征阴柔之质，即坤卦，倾向于道家的精神，包括厚德载物、柔弱虚静、居下不争、自然无为等阴柔精神，同时因其代表大地之德，也具有包容宽厚、谦虚谨慎、诚信笃实等品质，这是儒家和道家共同尊崇的特质。因此，儒道两家以及中国化的佛教都存在着共同之处，形成了“一源三流”的文化格局，其共同点在于坚守中道、追求和谐。进一步观察“中”与“和”，乾卦与坤卦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同太极图中的白鱼中有黑点，黑鱼中有白点，这正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所在。因此，我们需要重视“中”与“和”的内在联系。

首先分析“中”字。周文王在临终遗言里提及了“中”字，这是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时期楚简，其中一篇叫《保训篇》，“保”通“宝贝”的“宝”，“训”则是指其遗训。文中提到“昔舜久作小人，亲耕於历丘，恐求中”，指舜原本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在历山进行农耕，心存恐惧或敬畏之心，求得中道。在《论语·尧曰》中，尧对舜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允”一般翻译为诚实地，诚信地，也可以译为“公允地”，这表示要诚实、诚信地把握中道，或者公允地把握中道。这样，尧将“允执其中”这四个字传给了舜，舜又得到了“中”，然后将其传给了禹。在《尚书·大禹谟》中，舜对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中“厥”即“其”。儒家、道家、佛教都提及了“中”。儒家提出“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何为“中”？“中”是否代表一半？处于中间位置？这并非必然。那么，“中”究竟是何意？私认为，历史上有一位人物对此解释得最为精辟——王通，传闻是魏征和房玄龄的老师。他曾有一句名言：“中”即“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唯变所适，唯义所在。”这里所说的“义”即是指仁义道德的“义”，它指向适宜的“宜”，也就是说，“中”即是最为适宜的那一点，这个“中”并非必然是百分之五十，也可能是百分之四十五，也可能是百分之四十。“唯变所适”则是适应其变化的关键之处，找到最合适的那个点，可以说这是一项不易之举。儒家讲中庸，道家也讲究“中”，称之为“中气”。例如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通行版本写作“冲气以为和”，马王堆帛书甲本记作“中气以为和”。此外，《道德经》第五章也提及：“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强调了守中道的重要性。可见，儒道两家都强调了“中”的重要性。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和”的内涵。在《国语》中，记载了周朝史伯（又称太史伯、伯阳父）的名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一观点后来被孔子引用，并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著名论断。史伯作为西周末期的思想家，比孔子早了200多年，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哲学家。他提出了“和”的理念，并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来解释地震，认为地震是由于“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所导致。在《左传》中，晏子用“和如羹焉”来比喻“和”的含义，将“和”比作制作羹汤时需要水、火、醯（醋）、醢（酱）、盐等多种调料的调和，单一味道无法产生美味，必须多种调料调和才能制作出佳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的理念，主张“仁和”。从儒、道、佛三家的角度来看，“和”的内涵各有侧重。儒家称之为“仁和”，道家称之为“柔和”，佛家称之为“圆和”，意指圆满和谐。可见，儒、道、佛三家都强调“和”的重要性。因此，“中”与“和”这两个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刚柔并济、中正和合”。

三、中华文化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2017年1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为三部分内容：核心的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的人文精神。这三者相互交融、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基石。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充分吸收了中华文化的精华，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实践也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两者的融合，对于构建中国精神、提升国家形象以及增强国内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希望新时代年轻人能够不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理解其“博大”与“精深”，从而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民族开放包容面向世界，中华大地孕育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息息相通。2015年9月，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应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挑战，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地认识和贯彻全人类共同价值，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存在内在的一致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化表现，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拓展和丰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性依据，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一步凝练。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土壤和思想资源，中华文化也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紧密相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

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全人类、着眼于全世界，强调“共同”。习近平总书记说：“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可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与共同理想，习总书记的三个“共同”寄托了我们与全世界携手共进的美好心愿，其中彰显的正是中华文化历来所崇尚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天下情怀。“世界大同”的“同”不是“相同”“同样”的意思，而是“一起”“和同”的意思。中国人都有天下情怀，“天下一家”是中华文化自觉的价值追求。孟子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子把海内外都视为兄弟同胞，他说：“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宋代哲学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也提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王阳明更是直言：“视天下犹一家。”中华文化的和衷共济和天下情怀在承认“不同”的前提下谋求“共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我们中华文化太极和合理念下包容不同的“共同”超越了西方对抗理念下同化的“共同”。

其次，中华文化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和平”与“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和平”二字的共同使用最早出现在《国语》当中：“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在这里古人便注意到了和平与发展的辩证联系：和平条件下才能有财富的积累。中华文化单独对和平、发展的论述也是浩如烟海。《易传》中说：“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易传》认为只有在“保合太和”的前提下，世界才能够安宁。《中庸》将“和”作为天下共同尊奉的通则：“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老子思想中，“和”更是作为阴阳二气和谐发展变化的表现：“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对和平、和谐的注重涵养了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和平外交方式，也塑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理念，《易经》对天地人并重的“三才之道”正是我们不断强调的人类与生态的和谐。在和平与和谐的基础上，中华文化也强调变化和发展，而不是守旧和倒退。《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生”字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天地造化万物、生成万物，又为万物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条件，这也是《易传》所说的“生生之谓易”。《大学》告诫我们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永葆生机才能够日新月异。中华文化蕴含的“和合”“生生”等思想，能够为推动全球和平与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智慧。

另外，中华文化也蕴含公平、正义的价值资源。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子这句话涉及到了社会分配的问题，朱熹认为“均”是“各得其分”的意思，也就是每个人都得到应得的那一份，这就是公平的内涵。中华文化十分注重公平，甚至将公平的终极依据归为“天”与“天道”，人事的公平本于天道的公正。如道家将“道”视为万物的本源和依据，万物由道而化生而来，以“道”衡量万物的话，就像母亲视自己的所有孩子没有贵贱高低之别，万物是平等的公平的，这也就是庄子所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宋代理学家也把公平、正义视为天理所当然，“理者，天下之至公。”儒家中还有个重要话题是义利之辨，其探讨的是“义”与“利”的关系。儒家所谓的“义”不仅限于正义的意思，还有道义的意涵。孔子开启了先利后义的取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后世儒家基本秉承了义先于利的传统。中华文化有对公平与正义的独特理解，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平与正义注入更多的内涵。

最后，民主和自由思想也在中华文化当中由来已久。“民主”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天惟时求民主。”不过，中华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不是“民主”，而是“民本”思想——这也是中国式的民主。如《尚书》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百姓的意愿，上天都要遵从，这就意味着“以民为本”。孔子说“节用而爱民”，体现了对人民的重视，孟子也提出过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君主只有为民谋福利，才能受到百姓爱戴，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治国之本在民，民本则万事兴。自由，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长久追求的境界。自由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还有本然状态的意思。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跟随“道”，在自然规律支配下自由发展，保持自然而然的状态就是自由，自由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庄子脱离世俗观念的限制，逍遥于天地之间也是自由。此外，自由也意味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子讲“制天命而用之”，就是尊重客观规律下的自由。中华文化独特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与全人类价值的民主和自由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融合交叉的。

实际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完全可以用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来概括。和平与发展是“刚柔中和”在全人类共同事业方面的表现，公平与正义是“刚柔中和”在全人类共同理想方面的表现，民主与自由是“刚柔中和”在全人类共同事业方面的表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多维展开和拓展升华，中华文化基本精神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抽象凝练和思想资源。应对日益突出的全球性挑战、开启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需要贯彻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而中华文化因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存在相通性，也必然能对全人类、全世界做出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