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和”，探源齐鲁文化

原标题：望岳谈｜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和”，探源齐鲁文化

6月28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也为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提供东方智慧。

7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跨越时空、超越隔阂，经久愈韧、历久弥新，成为开放包容、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治树立了历史标杆，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提供了正确指导，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汇聚了强大合力，为国际秩序改革和完善贡献了历史智慧，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在齐鲁传统文化中，“和”分三个层次论述，即从处理人际关系上升到治国，再从治国上升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引人注目的是，每一个层次的典籍出处，都和山东的人和事有关。

第一个层次，“和”用来处理人际关系。《论语》是春秋时期鲁国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其“子路篇”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和而不同”，意思是君子可以与他周围保持和谐融洽的氛围，是因为他对待任何事情都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他同时尊重别人的“不同”。不同的人基于成长环境的不同，对某一事物和现象达成一致的观点，有时比较困难，这时“和而不同”就可以妥善彼此的分歧，进而可以“求同存异”。观察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和”，其实是国与国“和”的一种“缩影”。

第二个层次，“和”用于治国。众人周知的“和为贵”出于《论语·学而第一》，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和为贵”是“先王之道”，说明是治国之道，而且是“斯为美”。这段话简言之是说：国家设置礼仪制度，不能徒具形式，目的是“和”。《国语·郑语》：“夏禹能单平水土 ，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即商契能和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使百姓安定和谐的相处与生活。《国语》的作者，史学家司马迁认为是左丘明，《史记·报任安书》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左丘明曾任鲁国史官，今山东肥城人，和孔子是同时期人，二人相互敬重，有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的记载。

和为贵，是儒家倡导的道德实践的原则，可以用来广泛调节人际关系、国家内部关系。“和”是孔子强调“仁”、推行“礼”的目的之所在。在孔子思想中，仁、礼、和是一个整体，“仁”从个体道德修养角度促进“和”，“礼”从社会制度和规范方面保证“和”。 “和”既是“仁”“礼”之目的，也是“仁”“礼”结合之结果。“仁”与“和”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理念。

第三个层次，“和”用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尚书》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协和万邦思想的产生，是“和”的思想运用到人与人、国家治理之后，延伸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尚书》也是和古代山东关系密切的书籍。《尚书》分《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汉初秦博士伏生传《今文尚书》，伏生是秦汉时人，是今山东邹平人，曾为秦博士；后西汉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得古文《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和”，不仅在鲁文化能找到渊源，齐文化中也有渊源。《左传》昭共二十年载齐国晏婴的故事：齐景公曰：“和与同异乎？”（晏子）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执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子说“同”和“和”不一样，然后两个比喻论证“同”和“和”的不同：一个比喻是做菜，“和”就好比是做羹汤，用水、醋、酱、盐、梅来煮，烹调鱼和肉，去掉鱼肉的腥味，使味道鲜美。五味调和，喝了以后，就非常舒坦。一个比喻是音乐，“和”又如同演奏音乐一样，由各种声音组成，那音调、节奏、清浊、刚柔等互相配合，非常优美，听了以后，使人舒畅，这才是“和”。

不但如此，晏子特别指出：如果是“水加水”，怎么能好喝？或者是“一个乐器一个调”，怎么能好听？因此，如果总是一样的东西，反而不好。从这里可以看出，晏子是懂辩证法，他的意思是“同未必和，不同则可以和”，可以以“不同”实现“政通人和”。

晏子思想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同”和“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是“不同”可以成为“和”的要素，因互补而“和”，这就深化了对“和”的认识，也为不同国家的人们和平共处提供了思想基础。

这个故事是齐国的，记载这个故事的典籍《左传》作者则是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左丘明。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言鲁君子左丘明作《左氏春秋》：孔子修成《春秋》以后，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汉史学家班固也说：“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各论本事而作传。”

今天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典籍梳理可以发现，齐鲁优秀传统文化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孔子“和而不同”思想与晏子的“和如羹”思想，启示我们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尊重而存在。“和而不同”和“和如羹”，意味着可以在“不同”的基础上实现“和”，这就是对“不同”先要理解和尊重，承认“不同”客观存在的合理性，而不是对“不同”采取对抗的态度，这为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提供了思想基石。

二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提供了界限和分寸。在不同文明之间相处，总是有界限感的。不同国家的人们，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非常重要。最好的界限是什么？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最好的界限其实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今天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为各国接受和欢迎，正是因为尊重差异，不越界。

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是人际关系的价值核心，“和”是社会政治的价值核心，是国家治理的目的。“和”作为以仁爱为基础延伸出来的思想，重在解决国家内部关系，解决国与国的争端，这为今天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供了思想基因。

（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