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南，谈老舍的文学世界

10月20日—22日，“老舍的文学世界暨第九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召开。研讨会由中国老舍研究会、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承办。来自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近百位专家、青年学者，以及来自日本的学者齐聚于此，参与了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活动。

这是一次亲近老舍的机会。关于老舍，人们会知道得更多，理解得更深。

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刘玉乐 摄

亲近老舍

“在秋天，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天上微微有些白云，水上微微有些波皱。天水之间，全是清明，温暖的空气，带着一点桂花的香味。山影儿也更真了。秋山秋水虚幻地吻着。山不动，水微响。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是诗。”

人人都知道，老舍笔下的济南充满诗意。这位文学大家写过济南的春天，写过济南的冬天，也写过济南的秋天。

还是在济南的秋天，10月20日—22日，来自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近百位专家、青年学者，以及来自日本的学者齐聚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参加“老舍的文学世界暨第九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

与会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围绕老舍生平研究和综合理解、老舍作品研究、老舍史料研究、老舍作品的舞台化呈现和其他再创作分析、老舍作品的译介研究、老舍研究再出发等多项主题，展现了老舍研究的一系列前沿成果。

在济南举办这场研讨会，有别样的地理意义。自1930年起，老舍曾先后任教于济南的齐鲁大学和青岛的山东大学，其创作生涯中的许多重要作品，如《大明湖》《文博士》《离婚》《骆驼祥子》等，均在这一时期完成。

这些重要作品，打开了亲近老舍的大门。这次研讨会上关于老舍研究的一系列前沿成果，则搭建了亲近老舍的途径，帮助人们从更多面向、更多角度理解老舍。

来自西南大学的学者王本朝作了题为《老舍研究的五个面向及其可能性》的发言，在他看来，多年来的老舍研究，主要在平民老舍、旗人老舍、文化老舍、伦理老舍和汉语老舍等方向上取得坚实成绩。“老舍是独特的，又是复杂的。老舍的复杂不在思想观念，而在精神心理。老舍是旗人、穷人、北京人。在老舍身上，混合着个人与社会、民族与国家、政治与文化、文言与白话、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和冲突，体现了‘现代’的复杂性。老舍又是独特的‘这一个’，不同于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但有与鲁迅相近的国民性改造，有与巴金一样的真诚和谦卑，有与茅盾一样的冷静和理性。老舍不中不西、不左不右，既现代又传统，在雅与俗、功利与艺术之间，有着‘持中’的立场。老舍的思想和文学属于他自己。”

在老舍对国民性的批判方面，来自苏州大学的学者汤哲声则通过老舍的作品《二马》进行了阐释。他说，自己在教学过程中，通常会将《二马》与《阿Q正传》列在一起讲，“这部小说的出版已近百年，然而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似乎就发生在当下”。但是他也认为，老舍虽然在批判国民性上与鲁迅、胡适等人同调，但也有不同之处，“老舍在国外不是留学，而是教汉语挣钱，他没有什么学成归国、施展本领的宏愿，而是实实在在地要养家活口、解脱贫困。从自身的生活状态出发，老舍对钱和挣钱的态度要坦率了许多。正是有了这样的价值判断，老舍对那些在生活的贫困线上挣钱的市民边缘人物有了更多的关注和同情，对张恨水这样为了钱而努力创作的市民作家们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肯定。”

国际视角看老舍

在研讨会上，来自日本的学者布施直子分享了她对老舍作品《牛天赐传》的阅读，认为老舍在文章中加入了幽默的元素，但也揭露了贫穷的心酸和强者对弱者无意识的冷酷。同样来自日本的学者福岛俊子则以《大悲寺外》为例，谈了她对老舍所描写的“饶恕”的理解。

关于老舍的国际研究和传播，在这次研讨会上屡次被提及。安徽师范大学的学者谢昭新在《新时代中国老舍研究的历史演进与价值取向》中便提到了“世界老舍”与“老舍世界”的互动融通，并列举了海外的“老舍热”。“《茶馆》在国外的演出，更创造了世界化‘老舍热’的价值取向。比如1980年，《茶馆》赴西德、法国、瑞士进行了为期50天、巡回15个城市的访问演出，掀起了欧洲‘《茶馆》热’，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1983年，《茶馆》在日本演出，创造了在日本继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老舍热’而又掀起的第三次‘老舍热’。2016年，北京人艺赴加拿大演出《茶馆》，创造了加拿大的‘老舍热’。”

1948年，老舍《离婚》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青年学者孟庆澍则在研讨会现场展示了一部分珍贵资料，他搜集到1940—1950年代，《纽约时报》《星期六文学评论》《洛杉矶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远东季刊》等当时的美国主流媒体对老舍的《离婚》英译本的评价，据此分析《离婚》英译本的翻译、出版、发行等，并总结《离婚》英译本的成败得失。

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学者宋媛向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摘要《海外第一篇老舍译作辨考》则在老舍译作方面提出新的发现。此前一个时期以来，海外第一篇老舍译作被认为是1940年由兴亚书局同人翻译的《小坡的生日》；后来，随着新资料的发现补正，被更新为1939年由猪俣庄八翻译的《大悲寺外》。宋媛通过资料辨考，判断海外第一篇老舍译作为1935年由武田泰淳翻译的《落花生》。

来自厦门大学的学者张秋琳则以缅甸文学家妙丹丁的个人随笔《茶馆》为例，探讨老舍作品在缅甸的传播。据其论文介绍，妙丹丁是“缅甸最有名的翻译高手”，在中国以《红楼梦》译本而闻名，他翻译过老舍的《抱孙》和《茶馆》。妙丹丁的随笔《茶馆》“在思想内容、具体细节、场景设置和人物形象上都很明显地模仿老舍的《茶馆》”，从中可以看出老舍文化思想在缅甸的传播和影响。

种种迹象表明，老舍的“国际性”是一个仍有待展开的重要话题。

不舍老舍

在这次研讨会上，除了学术内容交流本身，老、中、青学者的相聚也成为会场上一道动人的景观。与会者既有研究老舍的资深学术大家，也有硕果频出的中生力量，还有年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座次完全按照姓氏音序排列，彰显了研讨会对每一位学者的尊重以及学术民主的初衷。

事实上，每一位学者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研究背景下，对老舍也有不同的理解。来自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赵京强从事现当代文学学术史研究。他介绍，在中国现代小说学的最初建构中，老舍是有限的几位参与者之一。1930年代，老舍不仅创作小说，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创作的自我陈述，告诉人们怎样写小说，在当时中国现代小说学的建构中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除了这一方面，在赵京强看来，关于老舍，可阐释的东西特别多，比如文化的方面、通俗文学的方面，甚至他本人的传奇经历，包括他那一身的功夫也有很多人感兴趣。

正在四川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读博士研究生的张一凡，向本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是《“歌德”而不得：老舍民族文学创作的起始与终止》。他说，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老舍一直保持比较高的地位，关于他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研究角度也比较多，自己从事的是老舍民族角度的研究。张一凡介绍，老舍的民族身份，使得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张一凡说，自己特别喜欢《骆驼祥子》，小说呈现了老舍对一个人在现代化浪潮之中面临着各种困境的反思，这是当时很多作家都没有意识到的，他们更关心的是历史的进程而不是其中一种个人的悲剧。

资深老舍研究学者张桂兴从1978年便开始收集、整理老舍资料并着手老舍研究，出版了《老舍年谱》《老舍论集》《老舍资料考释》等。张桂兴说，他研究老舍正是从山东开始的，彼时他从山东大学毕业，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研究老舍在济南和青岛的工作、生活经历可谓是近水楼台。随着研究的深入，张桂兴的脚步也跟着老舍的命运轨迹走出山东，寻找各方资料，其中新加坡便去过两次，其研究范围也慢慢拓展到老舍的一生。张桂兴开玩笑说，从山东开始研究老舍也是因为“研究经费”的局限，当时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钱，出差搜集资料的费用都要自己承担，而自己恰好生活在济南，便从近处走近老舍。但事实上另一个原因才是最重要的，张桂兴说，老舍在山东度过了他文学创作的辉煌时代。

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不舍老舍的理由。几十年来都专注于老舍研究的张桂兴说，老舍是一位平民作家，无论是从题材选择、人物语言还是环境描述，都跟广大读者的心灵比较契合，这是他受到热烈欢迎的原因。

研讨会上的“老专家代表”关纪新则将不舍老舍的理由还原为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老舍独特的人生经历，留给我们后世的东西太多了，当然也包括他的局限性，他人生的不得已，他最后的结局，让我们感觉用扼腕叹息都说得有点轻了。我好像从来都不是特别喜欢把他说成是一个作家，其实他经常说他自己是个写家，他不停地写，他所记录的20世纪的中国是多侧面的、斑驳陆离的。”这位在老舍研究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如是说。

在被问及能否向当下的年轻人推荐老舍的作品时，关纪新回答：“我觉得他这一辈子的谜底可能是两部作品，一部是写完了的《茶馆》，一部是没有写完的《正红旗下》。”

（来源：爱济南 记者：江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