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的图像叙事 | 基于场域理论视角的沂蒙红色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编者按：

图像在当代视觉文化中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叙事的功能，而叙事本身意味着一种“建构”。“沂蒙精神的图像叙事”是山东艺术学院2019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2021年9月，沂蒙精神作为第一批伟大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最终凝练形成“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新时期沂蒙精神。图像叙事中的沂蒙精神呈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记忆与图式表达，在艺术创作中的探索与创造性转化展现了新中国美术与中华民族形象的审美塑造。文化小康是小康社会建设的精神砥石与发展引擎，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对美的需求，特别是对民族文化的精品力作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图像叙事的效果远远超过我们的社会预期，研究“沂蒙精神的图像叙事”，用主旋律的文化服务大众，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艺术研究院院长沈颖

基于场域理论视角的沂蒙红色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文/吴晓贤 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2020级研究生 郑晓迪 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

一、沂蒙红色文化的生成：“场域”理论

“场域”（Field）是社会学家布尔迪尔提出的核心概念之一，场域是指具有自身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在社会系统中存在多个不同的场域。场域可被定义为在位置排序基础上存在客观关系的一个构型或网络。社会空间的各个子场域都有其独特的运作规则，是自主社会分化的结果，有特定的逻辑和规则。场域是社会成员按特定逻辑共同建设的，不同主体在其中进行实践基础上的符号竞争，其在场域中的位置由这种竞争关系决定，场域与场域边界的确定充满着不同力量的对抗。在场域空间内，任何与之相关联的对象之间相互作用，由此独特的场域发挥其建构作用。

“惯习”（Habitus）是布尔迪尔提出的与“场域”紧密相连的概念，他认为在场域的客观系统中，行动者的存在不是“粒子”式的存在物，而是有意识、有精神属性和情绪倾向的。惯习是指构成特定体系的定势，是一种可转化的、稳定的、相对持久的心智结构和秉性系统。场域关注客观的社会结构，场域中的参与者在社会互动无意识地接受一些不成文的惯例和规范，形成属于特定场域的性情倾向系统，这种构成物独立于个体又在个体中，并生成社会实践，反过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建构场域。场域从外部结构上规定行为，惯习在个体内部影响和生成实践，是社会结构的内化表现。以实践为中介，场域形塑惯习，惯习将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

沂蒙红色文化包含物化形态和精神形态两种层面，从物化形态层面看，沂蒙红色文化包括革命战争年代的“人”“事”和“物”，主要包括典型人物与革命志士，发生在这些人物身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这类人物和革命志士所用物品及旧址等。精神形态层面主要表现是沂蒙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以及表现这类“人”“事”“物”的文化艺术作品等。革命战争年代的沂蒙红色文化生成于特殊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下，在革命战争背景下，老区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等不同行动者在共同的社会目标指引下，在沂山、蒙水这一特定的地理文化空间内，形成一个军民联合抗日、抗战的独特“场域”。这一客观场域的运行有其自身的逻辑、法则和规律。这一文化现象之所以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影响民众热情、自发、自觉地投入到拥军抗战的行动中去，主要是因为这一特定场域中民众性情情绪系统——惯习的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实践连接了沂蒙红色文化“场域”和行动主体的“惯习”，场域的外部解构特征规定和内化了行动个体的心智，形成相对稳定的植根于民众秉性中的规范和惯例，使得军民在协作御敌中产生意义和价值，从而达成一种集体行动的自觉性，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场域和惯习系统。故而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红色文化的传播是一种自觉、自发的行为，是在特定场域中内化为行动者意识中的精神属性。

二、当前沂蒙红色文化传播的困境

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社会背景下，沂蒙红色文化场域结构就构建了沂蒙红色文化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行动主体自发、自觉地形成了特定的惯习。因其场域结构的固定性和行动主体惯习的稳定性，使得沂蒙红色文化通过物化形态和精神形态等多种形式，在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等多种传播渠道的迅速传播有其逻辑必然性。

沂蒙红色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内容。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背景的变化，经过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等历程，军民共同抗战的“场域”发生变化，沂蒙红色文化发生、发展、存在的场域结构以及民众的惯习思维也发生了变革，在这种背景下，要进行沂蒙红色文化的传播就存在困境和问题。目前，沂蒙红色文化主要通过景区旅游景点、影视基地、接待散客及团体培训等形式进行传播，传播的形式主要是口语传播、影像传播等，呈现影响人群、影响范围、传播领域等固定和“单向度”特征，忽视了红色文化产生和生存的土壤及民众心理基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充分考虑场域变化的规律和特征，根据场域、惯习、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来探索沂蒙红色文化的传播路径。而不应该忽略传播规律，无视场域边界的萎缩带来的惯习的消解，而盲目采用视公众为“靶子”的单向传播，忽视场域架构特征和公众接受心理规律会带来传播的异化，起不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三、新媒体环境下沂蒙红色文化的传播路径：场域的再造与重构

在当前新媒体发展背景下，公众的信息接收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移动化传播成为主流，公众对信息传播的参与度高。在以网络数字媒体为主要形式的新媒体传播领域，形成一个新的舆论传播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又存在多个舆论场。要进行沂蒙红色文化的有效传播，需要遵循场域结构与惯习形成的规律，在新的媒介环境中重构与再现沂蒙红色文化“场域”，实现沂蒙红色文化传播的针对性、渗透力和有效性。

1、场景再造的技术加持

当前沂蒙红色文化传播的路径主要以红色文化景区的展示、展览为主，通过图片、视频、文字等形式配以人员讲解，与公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为主。此种形式下，公众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可能存在“刻板化”和“表象化”，对其价值的感知和内涵的理解有限。新媒体中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场景再造等技术，可以实现红色文化传播的虚拟场域再造，有利于公众更深刻地理解和感知红色文化内涵。

虚拟现实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为沂蒙红色文化场域的再造与重构提供了技术路径，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对历史现实的模拟，通过综合运用电脑图像技术、多媒体技术、传感器技术以及仿真技术等来实现对场景环境和历史情境的模拟，使得公众通过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等方面的高逼真的场景再现，实现公众与环境的互动，以产生与彼时民众共情的主观体验。在使公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沂蒙山革命老区的地域及人文特征、沂蒙文化构成中的人物与事件、军民齐心同仇敌忾地抗战的历史场景等过程中，使得沂蒙红色文化生成的场域在技术手段下得以实现。在还原沂蒙红色文化生成场域的基础上，这种场域的重构与再现可以使公众感受红色文化场景的过程中产生对彼时民众的心理共鸣，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当时民众普遍存在的自觉、自发、热情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情绪倾向与精神属性的原因，对稳定的民众惯习心理可以感同身受，对沂蒙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产生认同感。通过场域再造与模拟，公众可以对沂蒙红色文化进行沉浸式体验，与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的主体产生感同身受的“共情”，这种效果远大于被动式的平面化的线性传播效果。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的场域再造会使得公众回到历史场景中，以独立的主体身份而非被动身份去体验民众彼时的感受，在自主地感受与互动中达到自觉接收、认知和理解红色文化的效果，理解彼时惯习思维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社会文化背景，从而产生惯习情绪倾向的再现，从而体会在当时环境场域下民众持久的心智结构和秉性系统形成惯习的内在原因。

2、红色故事的叙事重构

沂蒙红色文化是红色人物、事件、符号和意义的综合，要将此历史、符号所产生的意义有效传播，可以通过叙事路径实现场域的重现和再造，使得红色文化中的人物、故事得以还原，公众能够在叙事所营造的虚拟场域中理解红色文化。沂蒙红色文化的叙事以“讲好红色故事”为主要策略，在沂蒙红色文化的场域中，人是意义的生成者和传播者，是符号价值的缔造者。红色故事的核心是人，人是最鲜活最富有感染力的元素。沂蒙红色文化中存在各类丰富的红色人物和红色故事，通过红色故事的巧妙叙事，可以带动公众在故事情节中理解彼时场域特征和惯习情绪，使公众在人物故事的感染中理解、学习与参与红色文化。

在丰富的叙事过程中，将沂蒙红色文化中的人物形象以公众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故事表现出来，以求最真实的还原历史情境，实现彼时场域的重现和再造。例如李桂芳、明德英等人的“沂蒙山红嫂”形象，王换于等“沂蒙母亲”形象，“沂蒙六姐妹”拥军爱国形象等背后都有生动的故事。如何通过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叙事策略讲好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摆脱俗套化、程式化的叙事方式，使得故事的感染力和生动性进一步提高，营造历史场域氛围是“讲好红色故事”的重点。在新媒体发展环境下，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体的平台优势，将红色故事营造的历史场域和惯习价值信仰以生动、入微的叙事方式进行传播，以促进网民自发传播行为，使沂蒙红色文化能够在更宽广的场域空间内传播。“讲好红色故事”要顺应新媒体传播的特征和规律，规划好新媒体环境下的红色故事叙事传播。新媒体环境下红色故事的传播在内容上需要客观真实，红色故事多以历史材料为依据，通过场域环境的交代、典型人物事迹的讲述和性格的刻画，来表现彼时时代背景下人物的人格魅力。在既有的红色故事叙事中，存在内容陈旧、叙事俗套等问题，叙事模式刻板化，人物性格过于理想化，出现夸张、失实等问题，公众对重复化、套路化的叙事方式存在抵触和抗拒心理。红色故事叙事的重点是历史场域的营造，以感染公众，可在客观真实的事件基础上艺术升华，通过细腻的故事叙事与情感表达来感染公众，使公众能够自觉自发地进行传播，这样红色故事才能够感染更大的群体。

四、结语

从布尔迪尔的“场域—惯习”理论视角下来看待沂蒙红色文化，能更明晰地分析出沂蒙红色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何能够引起公众普遍、自发的参与，引起公众的共鸣，进而洞察到当前沂蒙红色文化传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与难题，为何达不到预期传播效果。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具备沂蒙红色文化传播的场域构建条件，公众在这一舆论场中具备对沂蒙红色文化认同的情绪惯习，能自发自觉的接受这一文化并渗透到行为和价值追求上。而在当前信息化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等对沂蒙红色文化传播场域的消解，使公众对其的理解度下降，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追求也很难在行为中产生影响，致使原有的文化认同感情绪惯习淡化。沂蒙红色文化通过重构或再现历史场域，以技术手法和叙事夨落手段加持下，再造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情境，是公众可以身临其境，得到感同身受的体验，在虚拟的情境所塑造的文化场域中，更深刻地感悟到沂蒙红色文化的内涵，产生文化认同，内化沂蒙红色文化的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实现对沂蒙红色文化的有效传播，达到预期效果。

（特约编辑：李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