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 社会变迁对年画中女性形象的影响——以杨家埠年画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 社会变迁对年画中女性形象的影响——以杨家埠年画为例

编者按

本栏目文章来自山东省一流本科课程《美术批评方法与实践》结课作业和专业实践课成果,主要分为“沂蒙题材美术研究”、“艺考之路”、“山东美术史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图像与历史研究”、“艺术家个案研究”等多个专题系列。

社会变迁对年画中女性形象的影响——以杨家埠年画为例

作者:张泽华 指导教师:沈颖

摘要: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独有的画种,杨家埠年画更是在年画领域占有独特的地位。本文主要探析杨家埠年画中女性形象的发展历程,在社会背景、思想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影响下,以杨家埠年画发展史为史料,探寻年画中女性形象的演变过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关键词:杨家埠年画,女性形象,社会变迁

中国社会从明清时期的封建社会发展至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经历了百余年的时间,在这百余年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改革,人们的思想也随着社会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杨家埠年画紧贴时代背景,创造出的年画造型与形式题材都丰富多变,极具特点。纵观杨家埠年画中女性题材的演变,不难发现女性形象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精神符号,承载的功能是记录不同时代的审美观念、民风民俗和社会发展变化等,一个时代的女性形象更能直观的反映这个时代的风貌与思想观念。杨家埠年画的手工艺人将年画中的女性形象随着人们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变化刻画出了不同的内容,这些作品彼此之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更多的是女性神态以及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变化,杨家埠年画手工艺人由此在各个时期都创作出许多代表作,推动着杨家埠年画的发展。

一、明清时期——封建社会中代表教化功能的女性形象

杨家埠年画发展最繁荣的阶段就是明清时期,这时期的社会发展较为复杂,复杂的社会环境给年画带来了盛行的时机,尤其是在明末清初这个动荡混乱的时期,对于木板年画的发展具有很深的意义,转变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给人们的思想、心态带来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女性形象也呈现着多元化的局面,这个时期的女性形象不仅丰富多彩,而且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宣传工具。明代时期的年画主要是以生活附庸品的方式出现,大部分人的收入主要还是来自于农业生产,而这时的年画主要是以“供求关系”的方式出现,是满足人们的娱乐生活的副业,社会上渐渐有了年画的经营模式,但并不是具有艺术价值的年画,基本没有艺术价值。清代是木板年画的全盛时期,杨家埠年画也是在这时期成为了全国三大年画中心之一。

描写张公家十个媳妇从事纺织产业的《女十忙》(图一),将传统经济下纺织业生产的全过程,包括轧棉、弹花、纺纱、摇线、织布等环节一一展现于同一个平面上,这幅年画表现了在当时中国小农经济中家庭纺织业的实际情况,记录了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劳动生活,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下女性扮演的“主内”的重要角色。这类现实生活题材的年画作品在明清时期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这类年画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当时文化水平低下的社会之中,这种图像传达方式直接表达了人们理想中忙碌的生活状态,这种忙碌的生活状态是古代人积极生活的力量。

(图一)《女十忙》小横批 26×47cm

(图一)《女十忙》小横批 26×47cm

明清时期的年画中的女性形象主要是受到封建教条的影响,呈现的是单一、死板、固有的形象,甚至女性形象有统一标准的符号化,对女性的要求是三从四德,这也影响了明清时期杨家埠年画中的女子形象总是谦卑、恭敬的姿态。到了清末,受新思想影响的手工艺人开始不拘泥于三从四德女性形象,进而开始了由明清时期向民国时期的转化。

二、民国时期——新风渐入中代表思想启蒙的女性形象

清末民初,引起思想、科技等领域变革的洋务派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风气,一直受传统儒家道德观影响的中国人开始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废除科举、男女平等、女子也可以求学等思想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也认识到妇女问题不仅是代表个人家庭的问题,在某些程度上更是代表着社会、国家的问题,对于女子思想转变的同时也影响着杨家埠木板年画女性题材的创作。民国时期的思想越来越得到解放,女性不再拘泥于家庭,而是更多的走入社会,与男性一起承担社会责任,社会地位也明显提高,她们开始扮演独立于家庭之外的角色,例如军人、艺人、学生等。善于迎合社会潮流,女性在各行各业悄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她们开始学习专业技能,全面的参与社会生活,积极的加入社会劳动建设,努力打破封建道德的枷锁。

《女学生习武》(图二)反映了在清末战乱时期洋务派主张废除科举、设立学堂所带来的影响,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强救国的重要性,受新潮思想的影响,人们意识到女子的责任不仅仅局限于家庭,还应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此年画就受到新思潮的影响,表现了三个并列站队的女学生在女教习的指导下进行操练的情景,年画中的三个女学生头戴礼帽,身穿新式军装,手拿新式武器,昂首挺胸,自信满满,年画中的女性形象没有了封建社会时的拘束,反映了杨家埠年画用于表现新事物的革命精神和人民对国家命运的热烈关切,完全切合时代特色,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图二)《女学生习武》 方贡筏 40×60cm

(图二)《女学生习武》 方贡筏 40×60cm

民国时期的杨家埠年画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年画中的女性形象结合时代的潮流,是新时代的产物,也是当时社会变革的代表,较之前的年画出现了女商贩、女兵、女学生等新的形象,看得出杨家埠手工艺人善于结合社会现象和社会背景去表现新社会下的新文化、新思想带来的影响,体现了女性思想解放的萌芽,女性开始走出家庭在社会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女性特有的优势也在某些特定社会角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新中国时期——改革开放中代表思想解放的女性形象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中央文化部发出《关于改造山东潍北县旧年画的指示》,山东省美术改革的重点就放在了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改造上,大批专业的美术工作者根据指示迅速投入到新年画的创作之中。同年十一月份,山东省年画工作队根据中央的指示进驻杨家埠,举办新年画展览,与民间艺人共同创作以歌颂新中国和土改运动为主题的新年画,帮助恢复印刷生产杨家埠年画。大批年画工作者入驻潍县,年画工作者根据专业的技能对杨家埠年画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给杨家埠年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女性造型上也追求个性化和情感化,而且赋予了更多的时代特色。

杨家埠年画手工艺人将在年画中对女性形象创作的中心转移到表现接受新知识的内容上,这时期的女性在新社会上顶半边天,女性在思想上彻底得到解放,在社会上担当的责任也越来越重。《妈妈教我学绣花,我教妈妈学文化》(图三、图四)这幅年画就准确的表达了在新社会中女性生活的改变,左边的画面上刻画了一位母亲正在叫自己的孩子学绣花,这是封建社会中对女子的基本要求,右边的画面上描绘了孩子教妈妈学习的场景,这是新社会中对女子的基本要求,两幅年画代表着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过渡,甚至可以理解为小女孩代表着新社会,母亲代表的旧社会,两个人物一起代表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过渡,不仅是社会逐渐改变,女性的生活也在跟随新社会的脚步发生着变化,这两个人物代表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社会意义非凡的年画。

(图三、图四)《妈妈教我学绣花 我教妈妈学文化》 门画 51×30cm 叶振兴作

(图三、图四)《妈妈教我学绣花 我教妈妈学文化》 门画 51×30cm 叶振兴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政府把国家建设重点放在政权巩固、国民经济、科教事业之中,新中国的文艺政策是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这种文艺思想要求艺术工作者在创作中需要正确把握方向。新中国的国家制度、文化政策的改善为人民大众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女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在生活上通过国家的思想开放获得了“翻身”,经济上通过劳动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教育上也通过知识的积累提高了素质。而年画创作在这基础上,更加紧贴时代的热点,将女性形象完美的展现于年画上,成为新中国艺术创作的杰出代表。

四、总结

纵观明清至新中国时期的杨家埠年画女性题材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女性题材与社会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杨家埠年画女性题材的发展史可以被称为是中国女性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建走向开放的图像发展史,更是女性思想行为解放发展的图像史。所以说,年画中任何一个年代的女性艺术形象,都能够准确的反映出所处时代的社会风气、思想观念、道德观点等,年画中从明清时期作为家庭内衬的女性到民国时期开始接受近代教育的女性,或多或少都被人们看作是年画中的附庸品,而新年画中健康、热情、朴实的女性形象,表明了新中国广大妇女的解放。杨家埠年画中的女性形象作为一个个时代的缩影,反映出艺术强大的社会功能性,年画题材的转变过程与社会和政治有紧密的联系,从谦卑之美到爱武之美再到个性之美,都是杨家埠年画变迁中不可或缺的珍贵图像资料。

参考文献:

张殿英、张运祥:《潍坊木板年画传承与创新》,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

冯骥才:《中国木板年画集成:杨家埠卷》,中国书局。

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杨家埠木板年画研究所编:《杨家埠年画》,文物出版社。

李瑛:《绵竹年画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西华大学艺术学院,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7月。

(特约编辑:李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