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车的变迁

退休以后，公交车成了我的主要交通工具。

赶上了好时代，泉城政府规定，居民满60岁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按照网上的指引，我乘公交车到了大观园，在商场四楼找到了公交公司营业部，交上一张二寸照片和十元钱，很快，拿到了一张公交免费卡。

回家路上，登上公交车，在验票处刷卡，播音器里马上传来播音员优美的声音：“免费卡”。听到这声音，我敏锐地意识到，我老了，我退休了，我和车上的人一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姓了。

此时此地，一身轻松。从此，再也不用“装”，再也不用“端着”，再也不用早出晚归，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可以轻轻松松做一个真实的自己了！

居住的小区大门口，是K4路公交车始发站。沿着英雄山路和大纬二路一路向北，经过三十二站，纵贯市区南北。我曾乘着这班车，直达北环路的黄河大堤，阅尽沿途景色，来回两个多小时。

我也曾乘公交车到南部山区，赶大集，看光景。没有时间限制，随时上车下车，走到哪，看到哪，吃到哪，很是潇洒。

坐在公交车上，我喜欢静静地观察每一个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和我有交集的人。 司机师傅都有一张温和的笑脸，让身处异地不熟知路线与地名的游子倍感亲切。 站着或坐着的年轻人，眼睛或看向窗外，或盯着手机，耳朵上挂着耳机，旁若无人。 扎着马尾的年轻女孩儿三三两两形成小圈儿，时不时传出笑声。 小朋友总是紧紧拉着大人的衣袖，四处张望。 提着菜篮子的大妈紧皱着眉头，似乎在为车上没有多余的座位而不满。 中年男子耷拉着眼皮，十分疲倦的样子，一定是刚刚下班。 时不时，也有人在大声评论时局，交流内部信息，很有意思。 搭公交车的乐趣就在于通过观察每一个人的外在，推测他们的生存状况，细细揣摩他们的内心。

每每到站，有人下去，有人上来。其实，在车上的短短一趟旅程，感悟到的是人生。无法预料下一站会遇到谁，会发生什么，能做的便是珍惜人生之车上与你相遇的每一个有缘人。

看着满车景色，不自觉地就想起自己过去坐车的情景。已经五十多年了，但依然历历在目。

儿时能坐上生产队牛拉的大板车，那是很幸福的事情，毕竟队里只有一辆大车。在坡里干完活，散工回家，大多数人在路上走，自己挤着坐在车尾巴上，虽然速度很慢，路也不远，但觉得很好玩。

最早乘坐公共汽车，是十岁那年。父亲在海边的盐场工作，我和弟妹随母亲在乡下生活，两地相聚一百多里。隔一段时间，母亲准备一些吃的东西，让我背着去看望父亲。村子附近有一条“昌大”公路，每天有一班客车路过。公路是十几米宽的沙子路，崎岖不平，汽车很破，走得很慢。经过半天颠簸，到了羊口镇，下车再步行八里路，才能到达父亲的驻地。我背着东西，走一会儿，坐在路边歇歇，再走。我很累，但无助。但是能够看到父亲，心里无比高兴。那年，我毕竟只有十岁。

诸葛亮六出祁山时发明了号称“木牛流马”的交通工具，可以运送粮草和其他东西。随着时代进步科技发展，人类也不断发明新的运输工具，特别是陆地上行走的车，这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象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老百姓出行的主要工具是自行车。青岛生产的“国防牌”自行车是山东的知名品牌，老百姓简称“大国防”。车把上有个亮晶晶的车铃铛，用手一按，会发出清脆的 “嘀呤呤”声，煞是好听。骑车的人双手握着车把，两脚用力下蹬，左拐右拐在大街小巷里自由穿梭，到了地方停下，一条腿架车上，一条腿支在地上，动作帅极了。

回想自己这一生，打交道最早最多的就是自行车。从十几岁开始，走亲访友，离家上学，知青下乡，参加工作，足足骑了二十多年。最多时，一气行程一百多公里。开始骑“大国防”，后来是“大金鹿”，再后来，上海的“永久” “凤凰”，天津的“飞鸽”，陆续飞进山东，我都骑过。

1975年从农村被招工到县供销社，报到的那天，领导发给我一张“自行车票”，让我去买一辆自行车，说马上就会用到。那时自行车是紧俏商品，商业单位的职工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很高兴，又很惶恐。跟爸妈汇报，他们全力支持。我拿着“自行车票”到了县五金公司，交了152.4元，买了一辆大金鹿牌自行车，又花2.6元，配了一把车锁。从此，这车就成了我的坐骑。每天夹在屁股下面，风里来，雨里去，全县21个公社，不停地跑，几乎每天不歇。计划经济条件下，全县的生产资料和农村的生活资料，大到一吨化肥、一批农药，小到一张铁锨、一口铁锅，都要供销社分配供应，年底还要挨家挨户发放布票。

我很心疼我的车，因为它是我的一大半家当。每次出差回来，用心保养，擦得铮亮，真的是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1976年我奉调到昌潍地委机关工作，从寿光县城到潍坊市区，四十多公里，我提着行李，搭乘县生产资料公司拉货的拖拉机前去报道。从此，在市区办事，仍然是骑自行车。到各县出差，就得乘坐长途公交车了。从潍坊到胶南县城150公里，到五莲县城120公里，到平度县城75公里，公交车一咣当就是半天。偶尔到省城办事，就得乘火车，车少人多，经常没座，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至于小汽车，只有地委、行署的厅级领导才能乘坐。一直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地直正县级部门才陆续配备一辆国产吉普车。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老百姓的交通方式开始进入摩托车和汽车时代。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历史跨入新世纪，各种品牌的汽车突然骤增，小汽车瞬间进入千家万户。数量之多，速度之快，令人始料不及，眼花缭乱。

八十年代末期，我走上县级领导岗位。从此，交通方式与自行车和公交车告别，进入小汽车时代。从市级部门负责人，到县、市党政主官，再到省里工作，直到退休前，三十多年，几乎全部是乘坐小汽车了。

至于车的品牌，从国产的“上海”“桑塔纳”“帕萨特”“奥迪”“红旗”，到进口的“伏尔加”“本田”“皇冠”“凌志”，我都用过。指挥抗洪救灾、抗震救灾，承担援藏援疆任务时，也经常乘坐大排量越野车。

说句真心话，对于车，我从来是把它当成一种完成工作任务必须的工具，我看中的是质量，是性能，而不是身份的象征。至于什么品牌，价钱高低，从不在乎，也不攀比。当县委书记时坐过“凌志400”，当市委书记时又换成了“红旗1.8”，这都无所谓，只要不影响工作就行。基层干部很辛苦，一年七八万公里，两三年就得换一辆车。

中国在公元前2000年就有了车，最初被称为“轩”，或者“撵”，就是一种有围棚或帷幕的车，供卿大夫以上乘坐。“啸嗷东轩下”“月上轩而飞光”，这情境多么令人景仰。杜牧《阿房宫赋》曰：“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车骑塞巷，宾客盈座”，又是另一般场景。

时代在变，一切都在变。每天迎着晨曦，眺望满街的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汽车像蝗虫一样塞满了街道，早已代替了以往尊贵的轩或者撵，主宰了交通工具市场。车的变迁，可谓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具有时代个性。

由人力畜力到机械，从内燃机车到高铁，从手动到无级变速，形形色色的车由简到繁，由慢到快，不但改进了外观更提升了速度，从象征权力富贵到成了老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车的变迁见证了几千年历史的沧桑巨变，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是是非非。这是质的飞跃，是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难道不正是我们的初心吗？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就是一列前行的车，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远，有多少风雨，有多么崎岖，只要方向正确，都会越来越接近幸福。

（2021年12月15日于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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