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密州情

陈光:密州情

2021年10月28日 17:25:35
来源:凤凰网山东

密州,现在的山东省诸城市,位于山东半岛东南、泰沂山脉与胶潍平原交界处,东与胶州、胶南毗连,南与五莲、东港接壤,西与莒县、沂水为邻,北与安丘、高密交界,是一座拥有4000多年历史文化的城市。因传说舜帝出生于城北的诸冯村而得名。又因境内出土了大量巨型恐龙化石,故称龙城。

诸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汉代置县,西汉称东武,隋代称诸城,宋代称密州,明清时期又称诸城,建国后设诸城县,1987年撤县建市。宋代著名诗人苏轼曾于公元1074年至1076年任密州知州。先生执政密州两年,意气风发,无比豪迈,写下了二百六十多首诗词,其中最著名的当是《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那真是千年不朽之作,至今读来仍让人豪情满怀。

诸城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先后孕育了上古明君舜帝、春秋七十二贤之一公冶长、宋代《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金石学家赵明诚、清代体仁阁大学士刘墉、《四库全书》总阅窦光鼐等圣贤雅士。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革命志士路友于等先驱英杰,文学巨匠王统照、臧克家、陶钝、孟超、崔嵬、王愿坚、王希坚,都诞生在这块钟灵毓秀的地方。

诸城山清水秀,景色优美。境内大大小小的山头上百座,马耳山、桃林山、障日山,层峦叠嶂,云雾飘渺,曾被苏轼赞为“奇秀不减雁荡”。一条潍河穿城而过,碧水如镜,倒影翩翩。著名作家峻青年轻时曾在这里战斗和生活,50年代初回乡探望战友,为了纪念因为掩护他而牺牲的小通讯员,写下了名作《黎明的河边》。

我很幸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在诸城工作了7个年头,先任市长,后任市委书记。熟悉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和百姓,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与诸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忆的闸门从来就没有关上。28年过去,当年的风风雨雨依然不时飘落在脸颊之上。那风,像春风和煦,也似雪霜刀剑。那雨,很甜,也有些咸。

诸城市总面积2183平方公里,当时人口103万。区位比较闭塞,自然条件较差。没有铁路,没有高速公路,没有港口,没有矿产资源,山区丘陵占到三分之二,多数农田干旱缺水,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中等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诸城的农村改革一直走在全省前列。先后创造了专业承包责任制、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一体化等先进经验,山东省委曾经两次在诸城召开现场会予以推广。

1980年前后,诸城县在昌潍地区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迅速提高,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那时社会上对联产承包还有许多不同看法,地委、行署领导层意见也不统一,诸城的做法曾经受到地委主要领导同志的公开批评,诸城的同志感到很委屈。我那时在地委办公室工作,亲眼目睹了这一场景。说实话,我当时对诸城的做法是很赞成的。不是自己的思想多么解放,主要是从小吃不饱饭,饿怕了。看到农民不再讨饭,就觉得很欣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1985年初,中央一号文件对深化农村改革做出新部署。在连续几年推行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改革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商品经济。诸城市审时度势,立即行动。他们针对发展商品经济需要多种服务的特点,组织外贸、商业、供销、烟草、粮食、物资等部门建设“六大财团”,发动市直所有部门共同上阵,支持农民发展商品经济。我当时奉命到诸城调研并顺便参加县“三干会”,白天听了县委书记的讲话,参加了分组讨论,感到很受启发,当天晚上,就写了一篇“诸城县提出组织商品经济大合唱”的信息,报给地委办公室,市委书记阅后作了长篇批示。实践证明,诸城的做法是正确的、超前的、有远见的。潍坊市在全市推广,效果很好。后来,山东省又在全省推广,此举推动了山东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诸城从1988年开始,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探索“贸工农一体化”的路子。明确提出以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为龙头,以千家万户的家庭经营为基础,以社会化服务为纽带,努力形成“贸”字当头,生产、加工、流通一体化的农村经济运行机制。按现在的话讲,就是“三产融合”。

商品经济大合唱和贸工农一体化这两大改革,改善了城乡关系,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开辟了新的投入渠道,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创造了工作经验。王树芳、刘景云、陈延明等领导同志直接组织领导了这些改革,没有他们打下的好基础,就没有后来的深化改革。

1991年,我接过了诸城改革发展的接力棒。没有选择,不能迟疑,必须接着往前跑,不管征途上是鲜花还是荆棘。

根据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农村面临的新形势,按照省委省政府和潍坊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诸城从1992年起积极探索全面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这是诸城和潍坊的创造。

农业本来是一个完整的产业,但是长期以来,政府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产业来抓。产前、产中、产后这三个环节,我们的主要精力是抓产中的“催收催种”,对产前的信息服务、产后的流通服务重视不够,缺少手段。说句实话,就是我们这些天天与农民打交道的县委书记县长,也很难搞清楚到底让农民种什么、养什么、干什么才能赚钱。政府抓农村经济基本上是“大撒手”、“粗放式”,名为放心放权,实则心中无数,怕出问题,不敢作为。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农业整体效益的提高,使农民一直沦为低收入群体。

农业产业化由此而生。我和同事们的初心是,下决心改变传统的农村经济领导方式,像抓现代工业那样抓农业。抓农业和农村经济,也要抓结构调整,培育支柱产业;也要抓龙头带动,培育骨干企业;也要抓产品质量,实施品牌战略;也要抓市场开拓,搞好现代营销;也要抓成本核算,向管理要效益;也要抓科技创新,注重技术进步;也要抓专业技术教育,注重人才培养使用。一句话,转变领导方式,发展现代农业。

农业产业化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对全市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统筹规划,依据市场导向,根据本地优势,确立主导产业,狠抓龙头带动,发展规模经营,搞好社会服务,把传统农业纳入系列化生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轨道,努力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经科教一体化发展的大格局。

按照这一思路,诸城规划全市重点发展粮食、棉花、蔬菜、果品、肉鸡、烤烟、桑蚕、万寿菊等8大支柱产业。围绕这8大产业振兴,组织农民建起了一批较大规模、较高水平的原材料生产基地,包括60万亩粮食、30万亩黄烟、20万亩棉花、10万亩蔬菜、10万亩菊花、10万亩桑蚕、4500个养鸡场;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建提高了外贸、粮油、烟草、得利斯等一批大型农产品加工出口龙头企业,还规划建设了水产品、干辣椒、地瓜干等全国知名的大型专业批发市场,一个专业批发市场,也是一个龙头企业。

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原则性号召不行,大而化之不行。我和我的同事们抬头看路、低头拉车,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

为了提高肉鸡养殖和加工水平,开拓国际市场,我与企业的同志一起,连续4年东渡日本。先拜访厚生省、通产省,搞清楚这一年日本国家新出台了哪些食品进口方面的标准、政策。再拜访动植物检疫所,这个机构相当于我国的商品检验检疫局,专管进口产品质量,权力很大。然后是走访客户。沿着新干线,从东京到静冈、神户、大阪、九州、鹿儿岛,十几个城市,连续十几天马不停蹄地跑,看养殖基地,看生产企业,访贸易公司。拜访老朋友,结识新客户,征求意见,推销产品,洽谈贸易。每天晚上还要接受宴请,喝酒聊天,搞得疲劳不堪。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出国访问并不是可有可无,去与不去大不一样。感情不可少,面子很重要。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日本是个美丽的国家,风景名胜古迹很多,不少人去了流连忘返。可是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忙得脚不沾地,无暇观光游览。坐在疾驰的新干线列车上,多少次路过日本的象征富士山,只是远远眺望,从未下车走近。看过日本电影《追捕》,主人公高仓健、中野良子塑造的角色和曲折的故事情节,还有那粗犷雄浑的插曲,激动了无数中国观众,我也是其中一个。多少次下决心去趟札幌,看看北海道的景色,听听日本海的涛声,但最终也没成行。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点遗憾。

那些年也多次去过欧洲和美国,参加博览会,考察学习,购买设备,招商引资。第一天在法兰克福食品国际机械博览会上看货,第二天就跟进到荷兰、丹麦的企业本部实地考察、洽谈价格,最后签约成交。钱确实没有白花。开阔了眼界,开拓了市场,提高了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提升了诸城农村经济的国际化水平。

诸城自己的土地不足,我们把万寿菊花种到了吉林的敦化市,种到了新疆的昌吉州。在那里初加工后,运回诸城精加工。

发展畜牧业一年需要上百万吨饲料,粮食进口受到配额限制,从东北购买又经常因为“关闭粮食市场”而无法运回。我们就到四川和吉林建立生猪养殖基地。在吉林省敦化市官地镇建起了榨油厂和饲料厂,就地收粮,就地加工,既受到当地政府和农民的欢迎,又规避了政策限制,解决了原料问题。

得利斯低温肉制品“腿短”,我们就把分公司建到了北京、深圳、长春、西安、郑州和内蒙古的临河,就地加工,本地销售。

诸城全面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的效果显而易见。依靠科技提高粮食单产,粮食产量进入了全国县级30强。大力发展畜牧业,全市的鸡肉出口量占到全国县级第一。诸城烤烟品质优良,成为“三五”香烟的主料烟,世界著名烟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亚洲总部由韩国迁到诸城。几大产业初具规模,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小产品大产业、小资本大聚集、低成本高效益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格局,稳定和增加了农产品出口,大幅度提高了农民收入。

诸城的做法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姜春云副总理在北京召开专题座谈会,我应邀参会发言。1995年12月,温家宝同志专程来到诸城,进行了3天调研,肯定了诸城的做法。之后,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写入1996年中央1号文件。1997年7月,李岚清副总理和吴仪部长在诸城主持召开了全国地县外贸企业改革工作会议,现场观摩诸城做法。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论农业产业化》的社论和三篇评论,肯定了潍坊市和诸城市的经验。《农民日报》连续报道了诸城全面实施农业产业化的具体做法。

若干年后,有记者追问农业产业化与贸工农一体化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贸工农一体化是农村经济运行方式和机制的改变,而农业产业化则是党和政府对农村经济领导方式的深层次变革。具体到对某个产业发展的组织领导,二者有共同之处。从农村农业工作的大局和总体而言,产业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抓得更实,效果更加明显。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是历史规律。改革永无止境,后人肯定超过我们。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同时,诸城不断探索深化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引导农民大力发展以农产品为龙头的专业合作社。

邓小平同志强调大包干和规模经营是农村改革的“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已经成功,第二次飞跃到底怎么搞,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怎样与国际国内大市场接轨,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

1844年,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北部的罗虚代尔小镇,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由农民组建的农业合作社,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170多年来,农业合作社在世界各国遍地开花,成为助推农业现代化的最好的农业经济组织形式。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美国、日本、新西兰等国的农业合作社一直走在前列,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国际合作社联盟,在引导合作社健康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4年5月,我参加山东省政府组织的农业考察团,赴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专题考察农业合作社。一路走来,脑洞大开,既听到看到了合作社巨大的生命力,也学到了合作社的具体组织和运行方式。

在荷兰,我们先后考察了具有百年历史、数千名会员的花卉、蔬菜、种子、奶牛等合作社,看社员各自的生产基地,看合作社开办的专业服务公司,看第三方建立的科研机构,凌晨5点现场观摩皇家合作社的花卉拍卖会,与合作社的领导人和社员分别座谈具体的生产经营方式以及各自的权利义务,详细询问记录,一待就是8天。在布鲁塞尔,我们拜访国际合作社联盟,详细了解农业合作社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在法国,我们专门邀请新华社巴黎分社的同志介绍情况,征求他们对国内深化农村改革的意见。这次考察学习,让我受益匪浅。后来,我又借去日本的机会,专门到位于东京新宿的日本农业协同组合全国总部考察学习,看看东方的合作社有什么特色。

一系列的学习考察,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思考,我觉得终于找到了农村改革“第二次飞跃”的路子。我写出了详细的考察报告和建议,向市委常委会汇报。

从1995年开始,诸城积极探索组建农业合作社,目的是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体制长期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组建以产品为龙头的专业合作社这种形式,把分散的生产组织起来,形成市场主体,发展规模经营,实现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

头脑不能发热,也不能完全照抄照搬,我们从试点入手,引导农民组建以产品为龙头的农村专业合作社。黄烟合作社、棉花合作社、板栗合作社、桑蚕合作社,成熟一个办一个。参照国际合作社联盟确定的组建合作社原则,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功能是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化服务,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按章程办事。

与之配套,我们明确提出,农村土地可以实行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即所有权是集体的不变,承包权在承包期内长期不变,经营权可以依法流转,向种田大户和专业合作社集中。

两年时间,诸城引导农民先后组建了2000多家农业合作社。在确保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久不变的前提下,以土地为主的各种生产要素大幅度聚集,专业服务水平和规模化经营大幅度提高。

专业合作社与农业产业化一起,有力地推动了全市农业支柱产业、骨干企业、专业市场的形成,推动了农业规模经营,优化了农村经济结构,促进了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迅速增加,也促进了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诸城市委专门组织了全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研讨会,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深入研究。我的发言题目是《合作制——农村改革发展的大趋势》,受到与会同志重视,后来被多家刊物登载。国务委员、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陈俊生同志先后两次到诸城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充分肯定了诸城做法。应该说,诸城在探索和实践农村改革“二次飞跃”方面,工作是积极主动的。后来的实践也证明,效果是明显的。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山东代表团讨论时,对山东农村改革的“诸城模式”给予肯定。后来又在不同的场合再次肯定。作为当时深化改革的设计者和具体组织者之一,听到总书记的讲话,我感到非常欣慰。是诸城这片沃土和勤劳善良的百姓,给了我勇气和力量,给了我干事创业的舞台。

后来有记者问我:您对总书记指出的“诸城模式”如何理解?“诸城模式”的精髓是什么?

说真话,总书记讲话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敢讲过创造什么模式。对总书记的讲话,我的理解是,所谓“诸城模式”,主要是指诸城市在深化农村改革中能够创造性地贯彻中央和省市委指示,尊重群众愿意,不断开拓创新,在专业承包责任制、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一体化基础上形成了农业产业化这一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模式的精髓应该是:勇于探索创新,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发展富裕农民。诸城能够创造出这一模式,根本原因是群众勤劳智慧,干部勇于担当。

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他102岁去世前的最后四年,写了《变革中国》一书。书的第二部分是: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专门介绍了中国诸城的企业改革:“为了防止国企倒闭,中国政府费尽心机,经济学家也为产权问题争论不已。而就在这时候,诸城——山东省一个县级小城——却已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系列改制举措,将辖区288个国企或集体企业中的272个变成了股份合作制企业。这些改制分别于1992年末至1994年中完成,其背后的推动者是陈光。改制后的新公司以“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进行重新注册。” “1995年7月,山东省政府在诸城召开了全省县一级企业改革会议,肯定了诸城的改革成效。1996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派出9个部委共23名官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诸城进行调查。他们在调查报告中对诸城国企改制的经验给予了充分认可。3月,朱镕基本人亲自带队赴诸城进行调研,考察了许多当地的改制企业。调研结束后,朱镕基指出了诸城在企业改革中的几点不足,但同时也对其成效表示赞赏,认为诸城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抓大放小已经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

科斯没有到过诸城。我不知道他的材料来自何处。但他对诸城中小企业改革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

改革开放以后,诸城市在深化企业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简政放权,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又搞了三项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发展活力。但是由于改革没有触及到实质性问题,特别是产权关系问题,企业的深层次矛盾比较突出。

当时诸城企业的困境可以用“一多二高三低”来形容,“一多”是亏损企业多,市属独立核算企业半数以上明亏暗亏,有的企业已经成了空壳。“二高”是亏损额高、负债率高,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发展后劲严重不足。“三低”就是企业管理水平低、经济效益低、职工收入水平低。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职工收入很低,生活没有保障。企业纳税少,财政入不敷出。1991年全市预算内财政收入只有7000万元,干部教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城市规划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欠账太多,人民群众不满意,明里暗里颇有微词。

1992年上半年,我们对市属工商企业进行全面审计,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150家企业103家亏损,亏损面68.7%,亏损额1.47亿元,负债率接近90﹪,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原来知道企业困难,但没想到这么困难;知道企业亏损,但没想到亏损面这么大。辛辛苦苦十几年改革,改来改去把企业搞成了这个样子,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十几年的国企改革没有在产权关系上动真的,改来改去仍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缺少真正的企业。所有企业都是国家的、集体的、公有的,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出了事就找政府,而政府经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缺少真正的主人。职工与企业在产权上没有关联,企业的生产经营好坏、经济效益高低也就与职工关系不大。绝大多数职工名义上是企业的主人,实际上对企业并不关心。他们坚信企业好坏是政府的事,就是破产我也丢不了饭碗,反正社会主义饿不死人。三是缺少真正的企业家。企业干部与党政干部一样管理,只能上不能下。有的厂长搞坏一个工厂就到另一个工厂继续当厂长,搞垮几个工厂就去当局长,被老百姓称作“常败将军常挂帅”。我当时对这种现象作了一个并不十分恰当的描绘: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工人当家不做主,厂长有权难落实,企业负盈不负亏,政府手大遮不住天。总之,政府没有能力把企业管好,企业没有权力把企业做好,职工没有责任关心企业的命运,企业不活也就理所当然了。总之,过去的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企改革必须深化,而且必须另辟蹊径。

1992年7月,江泽民同志到诸城视察。他看了我们的企业,在这里召开了山东省8位县乡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江泽民就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做了重要讲话。在讲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国有企业三分之一亏损,三分之一不赚钱,真正盈利的不到三分之一,搞好国有企业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请同志们和中央一起来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他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要转换经营机制,真正走向市场,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自己的企业三分之二的亏损,我们不敢对外讲。全国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清楚。今天是江泽民同志亲口说出来,语重心长,振聋发聩。这是为什么?应该怎么办?一个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能不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提高他们的素质,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要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让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股份制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积聚社会资金,要积极试点,总结经验,抓紧制定和落实有关法规,使之有秩序的健康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联合兼并,合理组建企业集团。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国有企业改革做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我们有责任贯彻落实。十四大报告中“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这个提法是第一次出现中央的文件中,我感到异常振奋。国有企业产权终于可以动了,不再是禁区了。 “有些可以”,就是可多可少,具体不限。不仅可以出租,而且可以出售,就是可以买卖。不仅可以卖给集体,变成集体企业,而且可以卖给个人,变成私有企业。话虽然不多,但在思想上是一个大解放,在政策上是一个大突破,的确是给了一把“尚方宝剑”。这就进一步坚定了我们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推进企业改革的信心,

深化企业改革是件大事,必须统一认识。我和同事们首先认真学习党的十四大精神,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学习江泽民同志视察诸城重要讲话,在要不要改革上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潍坊市委市政府深化国企改革的具体部署,认真分析本市企业状况,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确定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全面深化企业改革。

深化改革的具体工作计划由市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由市委提请市政协民主协商。通过这些措施,市级领导班子达到了思想统一,保证了工作步调一致。

改革总是与风险相伴。启动改革之前,我对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作了分析和预测,估计可能出现五大风险:一是政治风险,主要是姓社姓资、姓公姓私,肯定要争论;二是政策风险,不突破不能改革,突破了肯定要担责;三是国有资产流失风险,政策法规不健全,产权市场不完善,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出问题;四是银行债务风险,如果把握不好,可能出现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五是社会稳定风险,改革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如果处理不好,群众不满意,有人借机闹事,轻则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重则出现群体事件。

万一失败怎么办?我的决心是,要改革就要敢于承担风险,但必须做好工作,把风险降到最低,绝对不能失败。失败了不如不改革。失败了无法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

针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我和同事们精心研究、设计了各种应对措施,并对干部进行大规模培训。例如,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我们确定严格把好“三关”,即资产评估关、界定关、出售关,绝对不能出问题,谁出问题谁就是千古罪人。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的前期工作是主动的。

选择诸城电机厂为第一个试点单位。这是一家小型国有企业,产品有市场,生产情况正常,经营状况还可以,领导班子比较强。总之,改革难度较小,符合我们确定的先易后难的原则。

确定这个企业作为试点之后,组成了试点工作组,首先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工作由具有评估资格的市会计师事务所承担,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进行,保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历時一个月完成。评估结果由国资、审计、税务、体改和企业主管部门“三堂会审”,最后认定。诸城电机厂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国有净资产270万元(不含土地)。试点组确定了两套改革方案。第一套方案是把企业全部产权拿出20%卖给职工,政府依然控股;第二套方案是把全部资产卖给职工,政府以土地作价入股,当时城区土地7万元一亩,工厂占地50亩,价值350万元,也是政府控股。确定这两套方案,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可以保持国家控股,充分体现公有制为主体,比较稳妥。

对这两套方案,职工讨论都不同意,我们便让职工自己拿方案。职工大会最终确定的方案是:270万国有资产由职工全部买断,国家不再持股。土地有偿使用,缴纳土地使用费。试点小组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意见非常统一,认为职工提出的方案可行。国有资本不再控股,符合十四大精神;在这之前,国有企业使用土地由政府划拨,无偿使用,如果因为搞改革试点把土地作价入股,企业负担会突然大增,与其他企业不平衡。土地暂不出售,仍归政府所有,将来通盘考虑,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经过反复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我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了这个方案,由试点小组组织实施。

方案确定以后,召开职工大会,通过公司章程,开始募集股金。两周时间,270万全部募齐,共有270名股东。然后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选举完全按照股份制企业的选举办法进行,不定候选人,实行一股一票无记名投票选举,得赞成票过半数的股东始得当选。经过两天一夜连续开会,选出了由7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和监事会。然后分别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选出了董事长和监事长。原来由政府任命的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中只有一人当选为董事。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那两天一夜的选举现场。过去企业的负责人是党委和政府任命,职工既然说了不算,也就不闻不问。这一次不同,270名职工倾其一生积蓄交了270万元钱,成了公司的股东。他们要行使股东权力选出他们放心满意的能够带领他们把企业搞好的当家人,这是关系他们命运的人。选得不好最后吃亏的是他们自己!270名股东坐在大车间里边,一人一个小板凳,面对着那块大黑板,一遍又一遍、一轮又一轮地写票、投票、唱票、计票。饭菜送到现场,吃奶的孩子抱到现场,整整两天一夜,没有一个人瞌睡,没有一个人回家,没有一个人离开这个庄严的现场。他们终于按自己的意愿,民主选出了公司的当家人,他们终于真正成了企业的主人。我随时关注着选举进程,在选举快要结束時到了现场,看到职工的脸上都带着笑容,笑得是那么灿烂辉煌。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我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我想这个让人打死也想不到镜头今生今世恐怕是再也看不到了。

1992年12月31日,诸城在市政府大礼堂举行了诸城开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为什么叫开元?第一,公司从1993年元月1日正式运行,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图个吉利,期望这个企业像初升的太阳那样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第二,这是全市第一家国有企业正式改革转制,它开创了诸城市国企改革的新纪元。潍坊市委很重视,派市委副书记刘景云同志专程前来参加大会,并把其他十一个县市区的县市区长都请来观摩。大会开得非常隆重。试点组长杨喜昌同志汇报试点情况,工商局长现场向董事长颁发新的营业执照,企业性质是股份制,后面注明集体性质。然后就是董事长给股东颁发股权证书并讲话、股东代表发言。最后我代表市委市政府讲话。

那一天我的心情很激动,讲话时间不长但特有感情。我说同志们啊!这一次的改革和以往的改革不一样。前些年我们也搞改革,但是改来改去“换汤不换药”,你这企业仍然是国家的,你和政府的关系就是儿子和老子。儿子躺在政府的怀抱里,干多干少都可以,吃不上饭了找老子,这是天经地义。通过这一次改革,工厂变成公司,这个企业不再是国有企业,成了你们270名股东共同持股的股份制企业了,你们真的成了企业的主人了,你们和政府的关系变了。从今天起,咱们两家的关系是你注册我登记,你挣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同情归同情,但政府不能再一切包圆儿都把你们养起来,只能通过社会保障帮你们解决困难。各位股东一定好自为之,齐心协力好好干,千万别把企业搞坏了,搞坏了就没有饭吃了!社会主义是不能饿死人,但吃不饱也不好受!听了我的讲话,会场先是寂静无声,然后就是热烈的掌声。就这样,诸城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正式诞生。1993年元月1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放了一条新闻:山东省诸城市公开出售一家小型国有企业。

电机厂改制之后效果出奇地好。改制当月销售收入就翻了一番还多。还是那些人、那些设备,生产的还是那些产品,凭什么产量就增加一倍多?人民日报记者问职工这是为啥?职工说我现在干活儿比过去积极了。为什么积极了?职工说过去是给公家干的,现在是给自己干的。多朴实的话啊!他有一个潜意识,过去给公家干,干多干少都可以,赚不赚钱和我没关系,企业亏损那是厂长的是政府的事,我是企业的主人,是国家的主人,企业再烂你也得养着我!现在不行了,企业不赚钱我就没工资,企业破产我就得下岗失业吃不上饭。企业产权的变革,使职工的观念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给企业增添了这么大动力。这个变化也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启示,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推进企业改革的信心,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选择了四家企业进行试点。一家是小型集体企业诸城绝缘材料厂,改成了诸城四达工贸有限公司。第二家是国有小型企业诸城五金厂,改成了诸城中兴五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家是诸城农机修造厂,是个乡镇企业。第四家是国有小型商业企业诸城五金公司,都是按照电机厂的模式进行改制,搞了股份合作制。这四家企业改革试点之后,也都迅速见到了明显成效。

诸城四达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只有180人的小型集体企业,改制前默默无闻很不起眼,名字叫诸城绝缘材料厂。改为股份合作制之后,短短半年时间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成为全国同行业生产能力第一、竞争力最强、效益最好、名气最大的企业。原因何在?改制极大地调动了经营者和生产者两部分人的积极性,企业管理和生产经营很快上了新水平。他们创造了新的企业管理办法叫“倒逼成本管理法”,就是根据企业确定的实現利润和税收目标,首先确定一个让本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有绝对竞争力的价格,即同行业最低的价格。按照这个价格计算出必须降低下来的成本。然后把这个成本分解落实到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分解落实到从董事长、总经理到每一个职工的每一个岗位。时时处处人人精打细算,一点管理缝隙不留。原材料只准提前一天进厂入库;一个统计员一个月只能用两根圆珠笔芯;茶水炉开水成本必须降到一分钱一壶;单位产品原材料平均消耗降低7﹪。就是靠着这么精打细算,把企业所有看得见、看不见、大大小小的跑冒滴漏全都堵住,综合成本大大降低,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改制后短短四年,企业总资产从改制前的1251万元发展到3650万元,增长192%;生产能力大幅度增加,产品一度占领全国60%的市场,外省有两个1200多人的大企业在与其竞争中败北;经济效益连续4年列全国同行业第一名,为国家提供税金1901亿元,比改制前的1992年增长40倍;职工收入快速增长,员工人均年收入达到1.8万元。

我曾与公司董事长窦宝荣同志交谈:职工还是过去的职工,你还是过去的厂长,为什么过去多少年管理水平上不去生产潜力挖不出来,而改制后一下子天翻地覆?他说,过去我是政府任命的厂长,责任心就那么一点儿强,这样的管理办法我想不出来,即便想出来也没法落实。现在不但我想出来了,而且职工真心拥护真正落到实处了!

1996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请了8个企业负责人,四达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窦宝荣应邀参会发言,受到肯定,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诸城车辆厂是个小型农用车生产企业,员工500人,占地50亩,总资产576万,一年生产小型农用车几千辆,销售收入几千万元。上世纪90年代初农用车市场很火,我们很想把这个企业尽快做大做强。但是一缺资金二缺技术三缺人才困难重重。我们跑到当时山东最大的农用车生产企业文登黑豹汽车厂洽谈合作共同发展,人家根本不跟我们谈,嫌我们规模太小。后来我们又跟湖南长沙一家台资汽车生产企业谈,这个企业有意合作,前后六次到诸城考察,连续六个月要了我们的财务报表,但最终还是举棋不定。

1994年春节刚过,北京大型国有企业北汽摩公司总经理姓安庆衡来到诸城。北汽摩当时从日本丰田公司引进一套二手冲压设备,专门生产汽车覆盖件,一年生产能力可以达到200万套。但是由于北汽摩自己的产量低,产能不能充分利用。他们看到农用车市场很火,就想找一家企业合作,尽快把产能利用起来。机不可失,我跟安庆衡同志亲自谈。我说把这个企业送给你了。他问怎么送,我说这个企业所有的人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土地都归你了。他问那你要什么,我说你有资金有技术有生产能力,我有厂房土地农用车目录,咱们共同把企业做大把市场占领,共同发财。

说干就干,头一天谈判第二天举行签字仪式,一个月后正式开工建设,到年底形成了3万台生产能力,第二年继续增加投入达到了10万台能力,第三年正式上市,名字是北汽福田股份有限公司。美国有个福特,日本有个丰田,我们各用他们一个字,就叫福田,造福农田,造福农民。上市拿回来第一笔钱,除了继续扩大农用汽车生产能力,又在潍坊市坊子区上了一个新企业福田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大型装载机和农用拖拉机。

就是因为一个跨地区的资产重组,短短几年时间企业迅速做大。仅诸城生产厂区就达到45万辆的生产规模,带起300多家配套企业,成为第一利税大户。1998年春节,北汽福田董事长安庆衡和总经理王金玉专程赶到菏泽拜年,送我一幅由北京市著名书法家写的字:“北汽福田奠基人”,署名是“北汽福田万名员工”。

试点取得的成效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1993年4月,我主持召开领导班子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做出了在全市全面推开以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改革的决定。市委市政府召开了企业改革动员大会,成立了45个工作组,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培训。然后同时进入45家企业,帮助企业改革改制。两个多月之后又陆续进入第二批企业。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到1994年7月,全市乡镇以上288家企业,有272家企业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租赁、兼并、拍卖、破产等7种方式完成了改革改制。

深化改革之难,难于上青天。最大的难点是现行政策不配套。吴晓波说 :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这话有一定哲理。

诸城的中小企业改革起步较早,且涉及产权制度及所有制形式的变革,牵扯到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关系的深层次调整,必须严格按政策办事。但客观现实是法规政策相对滞后,许多改革措施缺少明确的政策依据。如果不能突破,改革无法进行。如果突破不当,就有可能违规。如何正确突破?诸城坚持的原则是,国家和上级政府部门有明文政策规定的严格按规定办;没有明文规定的尽量往相近的政策上靠;实在靠不上的通过调查研究自己出台政策;确实拿不准的及时向上级请示汇报。自己出台政策一定慎之又慎,必须是那些实在绕不过去、不出台改革就无法进行的政策;一定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符合改革发展的方向,即将来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完善一定会朝着这个方向走。第一批改制企业遇到了属于必须自己研究解决的问题,我们就研究出台若干政策。第二批改制企业遇到同类问题,一律照此办理。又出现新的问题就再调查研究,再出台若干政策。在整个企业改制过程当中,诸城市政府先后制发了12个文件共出台120多条政策,主要涉及资产、税收、劳资三大类。这些政策规定保证了改革顺利进行,后来得到国务院联合调查组的基本肯定。

最大的压力是保持社会稳定。诸城企业改制面广改革力度大,保持社会稳定是件大事,我们慎之又慎。首先是充分发挥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加强改革转制全过程的宣传发动和思想政治工作,在全社会营造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浓厚氛围,让广大职工真正成为企业改革的主体。

什么是改革的主体?就是带头参与改革、支持改革;就是在切身利益受到影响的时候,能够从大局出发体谅政府和企业难处;就是时刻关心企业发展,把自己和企业的利益紧紧地栓在一起;就是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与董事长总经理同舟共济、风险共担。

其次是保障职工权益,主要抓三件事:一是高度重视职工对改制方案的意见,从制定改制方案就让职工参加,争取让绝大多数人满意。二是高度重视职工的利益,不管怎么改革,不能让职工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失。改革过程中职工收入普遍大幅度增长,没有一个工人下岗。三是建立健全了社会保障制度。当时全国大多数地方只是建立了企业养老保险制度,而且没有全覆盖。诸城所有改制企业,全都同步建立健全了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同时积极培育发展劳务市场和人才交流市场。这些措施在当时力度是很大的,虽然付出了较高成本,但给职工吃了定心丸,优化了改革环境,保证了企业改革顺利进行,实践证明是值得的。

三是妥善解决热点问题。企业破产职工下岗是最大的热点最容易出问题,我们提出实施“无震荡破产”。针织厂资不抵债已经停产多年,不改革无人过问。听说企业要破产,272名职工齐刷刷找上门来要求安置,处理不好肯定出问题。政府就选择了50家急需招工的企业,根据破产企业每一名职工的年龄、学历、工种、特长,因人制宜定向分流安置。对接准备工作做好后,政府召开大会,市长亲自讲话,宣布分流去向,当场上车走人,这个企业就顺利地破产了,没有一点震荡。诸城企业改革转制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让一个职工失业,没有把一个职工抛向社会。改革之后企业迅速发展扩张规模,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就业,进一步优化了改革的大环境。中央联合调查组之所以评价诸城改革做法稳妥、群众满意,这是重要原因。

最大的阻力是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和指责。诸城改革一开始是悄悄地进行,没有对外宣传。至于外面怎么评价、如何轰动,我们并不关心。小平同志强调不争论,那我们就埋头干事。我坚信,按邓小平理论办事,按中央和省市委要求搞改革,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效果实实在在摆在那里,问心无愧。

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各方面的质疑、怀疑、反对和指责铺天盖地而至。有公开的也有私下的,有温和的也有尖锐的,有理论界的也有媒体的,有民间的也有相当一级领导干部的,有公开发表文章批评的也有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告状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指责诸城改革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卖给个人是搞私有化。香港一家报纸发表一篇文章,大标题是“江青故乡出了个陈卖光”,还出版了一本书把我叫做“中共私有化的突击队长”。第二是指责诸城改革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出售公有资产是“崽卖爷田不心疼”、是“败家子”。第三是指责诸城改革是政府甩包袱,一卖了之不负责任,不符合改革的方向。第四是指责诸城改革造成企业短期行为必将自断前程。每一顶帽子都很沉重,足足能够压死人。

反对和指责不断升级。1996年1月,北京一家权威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了把小企业搞的更好》的文章,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批评诸城批评我,同事们都感到压力很大,替我捏着一把汗。因为在全国人民眼里,这权威杂志就相当于“红头文件”。在此同时,从国家到省上,有派人突击检查的,有公开点名批评的,有发表文章批判的,还有打电话写信恐吓的。有位老同志写信告状,说我是国家的“千古罪人”,必须开除党籍撤职查办。

有一天晚上,吴敬琏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有人写文章批判我,他准备在《改革》杂志上给他们发表。我表示理解,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吴老师说,你放心,我要把支持诸城改革的文章同时发表。

面对此情此景,我夜不能寐。搞改革,为人民办实事,怎么就这么难!感到心酸,但并不迷惑。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不能半途而废。只要一天没有撤我的职,我就坚定不移向前走。我不再沉默,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渠道,讲清自己的观点:

我们搞的是股份合作制,没有搞私有制。《宪法》规定合作经济属集体性质,不是私有制。我们把国有资产依法出售给内部职工,把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把国家所有制有偿变为集体所有制,不会改变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

我们搞的是国有资产流转,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把企业国有资产依法出售,是将国有资产由实物形态管理变为货币形态管理,这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有效途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产只有流转才能增值,流转不等于流失,不流转也不一定不流失。况且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严把“三关”,没有造成流失。

我们搞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搞资本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企业大规模亏损、职工大规模下岗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人民群众当家、老百姓共同富裕。我们通过深化改革,企业由死变活、由亏变盈,生产快速发展,效益大幅度提高,职工收入大幅度增长,对国家贡献也大幅度增加,党群政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老百姓高呼共产党万岁!这是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

还有很多质问,我们一一讲清。总之深化企业改革是百利而无一害,不必怀疑。那一段时间,我是真动了些脑子、费了些心思,也磨了些嘴皮子。对我的这些观点,有人赞成支持,转变了看法;也有人不屑一顾、继续反对。

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邀请全国知名专家、学者、优秀企业家和地方政府领导人,到诸城考察调研,请他们发表理论文章,接收记者专访,帮助我们会诊把脉、 解疑释惑。1995年诸城市委与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三家联合,在诸城召开了全国中小企业改革研讨会。会前半年向全国发起征文,理论界不少朋友写了许多文章在《经济研究》杂志上陆续发表。在此基础上,我们邀请了首都和全国各地3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和全国15个小城市的市长莅临诸城参加座谈会。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亲自主持座谈会,樊纲、何伟、刘晓西、钟朋荣、周叔莲等著名经济学家应邀参会。我们还专门邀请了青岛市两个激烈反对诸城企业改革的教授和研究员参会发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非常热烈,与会者都眼界大开。会后我把所有的论文和发言结集出了一本书,序言就是刘国光同志在这个研讨会上的致辞。

改革需要上层的支持,改革者的命运掌握在上级手里。对于诸城的中小企业改革,山东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关注。尽管在领导层面上看法不尽一致,有的部门也有质疑,但主要领导同志自始至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1994年5月,时任山东省省长李春亭同志在潍坊市召开全省中小企业改革座谈会,我在会上作了情况汇报。省长旗帜鲜明表示肯定,提出了深化和完善的具体要求。

1995年7月初,时任山东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宋法棠同志到诸城调研,告诉我省政府准备在诸城召开县域企业改革座谈会,各地级市分管领导同志参加。法棠同志在诸城跑了一天半,非常高兴。他说实际情况比预想好得多,他回去建议请各县市区的同志都来看看。

很快,省政府在诸城召开了全省县域企业改革工作会议。各市地分管改革的领导同志、省直20多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全省140个县市区长都到了。先分两路参观了一天,又坐下来开一天会。会议由宋法棠常务副省长主持,分管工业的副省长马世忠参加会议。我把企业改革情况作了全面汇报。李春亭省长讲话,他充分肯定了诸城市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采取多种形式搞活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的做法,要求全省按照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大国企改革力度,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步伐,把县域经济搞上去,促进全省经济再上新台阶。这次会议对山东全省的国有企业改革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会后不少地方派人到诸城考察,中小企业改革在全省陆续展开。次年,李春亭省长在《红旗》杂志上以中小企业改革为题发表了一篇理论文章,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1996年2月,国务院组织九部委联合调查组赴诸城调查。这件事情的起因是,1995年12月20日,由国家体改委召开的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工作座谈会结束后,朱镕基副总理和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同志就深化改革问题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座谈会,有四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和部分试点城市市长参加。山东省体改委主任张龙汇报了山东正在推广诸城做法、加快县域企业改革的情况,朱镕基同志多次提问,并让参加座谈会的诸城市长鞠献宝回答。就在这次会议上,朱镕基同志拍板决定组织调查组到诸城调查。

这个座谈会结束后,国务院办公厅很快就给山东省政府发了正式通知:根据朱副总理指示,由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同志带队,国家体改委、国家经贸委、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办公厅、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土地局、中央党校等九个单位21人组成“赴山东诸城联合调查组”,对山东省诸城市市属国有企业改革情况进行调查。通知附调查提纲,重点调查16个方面的具体情况。

省政府非常重视。通知我和潍坊市常务副市长王玉芬到省政府高台会议室去开会。省长李春亭、常务副省长宋法棠、分管工业的副省长韩寓群、秘书长林廷生四位领导同志和十几个厅局长参加,传达国办通知和调查提纲,研究接待方案。省长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丑媳妇总得见公婆,怎么做的就怎么说,是非功过,任由调查组评说。省长指示:实事求是地汇报,好就是好,孬就是孬,赢就是赢,亏就是亏,千万别弄虚作假。其他几位领导也给我打气:老陈放心,诸城的工作我们心里有数。

回去之后,我组织力量,按照通知要求搞了1个总体汇报、16个单项汇报材料,另外搞了6个说明共23个汇报材料。 1996年2月3日,中央调查组如期而至,洪虎同志带着9个部委21个人,其中16个司局级以上干部,浩浩荡荡到了诸城。宋法棠常务副省长带领我们诸城市委全体常委到潍坊机场迎接。那一天是腊月十五,北风呼啸,天特别冷。站在机场跑道上等飞机降落的时候,我觉得骨头缝里都一阵一阵地凉。

调查组到了诸城,只用两个小时听了我的汇报,然后背靠背地调查。只让我们出车、出工作人员带路,去哪里,干什么,找谁谈,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分了若干小组,白天出去跑,晚上就在宾馆二楼大会议室集合,每天灯火通明到深夜,一干就是8天。

2月10日调查组去了潍坊。第二天上午向潍坊和诸城两级党政领导班子通报诸城调研情况。我和同事们与联合调查组二十多个领导面对面坐着,就像在听判决书。洪虎主任讲:“经过调查,我们对诸城市的改革基本上是肯定的。诸城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做法是稳妥的,效果是显著的,群众是满意的。当然,改革仍在发展,有些做法需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他又逐个解释,所谓方向正确,就是他们按照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改革是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走,符合三中全会的精神;所谓做法稳妥,就是诸城的改革,力度这么大,面这么广,但是非常稳定,整个改革过程当中,没有出现一起职工上访闹事,没有一个职工下岗;所谓效果显著,就是诸城市通过企业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生产快速发展,效益显著提高,对国家的贡献明显增加,职工的收入大幅度增长;所谓群众满意,就是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走了很多企业,也走了很多其他的地方,接触了方方面面的人,让他们说真心话,我们感到绝大多数的同志对诸城采取的这场改革是比较满意的,是赞成的。洪虎同志总体评价后,七个组的负责人分别发言,从七个方面讲了对我们改革的评价,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和完善的意见。

八天八夜调查,给了这么一个评价,我听后一块石头落了地,既没有惊也没有喜,只觉得累。调查组反馈之后,当天上午就赶到济南,下午向山东省委省政府通报诸城调查情况,第二天离开山东回北京,还要形成正式的调研报告向中央汇报。这一天是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过小年。

真正让我感动的是,联合调查组回到北京不久,我收到了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臧志凤教授的信。她在信中告诉我,她和张燕喜教授负责起草第七个分报告《诸城市企业改革中的几个认识问题》。她说在诸城这八天八夜,感受匪浅。我感觉到了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真有希望,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在改革开放第一线上奋力拼搏,你们是真刀真枪的在干,你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后来,这个《调研报告》正式成稿,一个总报告七个分报告共73页,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了汇报。

1996年3月22日,刚刚参加完全国两会的朱镕基副总理亲临诸城考察。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正庆、国内贸易部长陈邦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等共26委领导和专家陪同。朱副总理不听诸城汇报,进城后直接去企业,第一个到了针织厂,下车直接进车间,边走边问企业情况,不时停下与职工交谈。我和公司总经理王培臣陪着他走在前面,边走边接受他的提问。总理对工业企业情况很熟,提的问题很尖锐。第二个企业看的是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当时这个企业除了生产农用车,已经开始生产轻卡,质量不错,总理看了很高兴。

朱副总理一行在诸城待了三天三夜,亲自跑了十多家企业,都是他随机圈定,不让提前安排。他要我们提供了100家企业的原始财务报表,从报表上分析问题。首先召开了两个市属企业座谈会,共有20家企业参加。然后召开了两个乡镇企业座谈会,一个在昌城镇的泸河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一个在朱解镇的市建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建材公司就是原来的市砖瓦厂,企业规模很小,而且取土场已经用完,准备转产,上一年利润只有1万元。估计总理怀疑我们弄虚作假,所以亲临现场。企业没有会议室,会场就设在一个车间里,从附近小学校里抬来的课桌、条凳。3月份的天还很冷,总理穿着棉大衣,坐在这临时会议室里与企业的干部职工座谈,一谈就是3个小时。

3月24日是最后一次座谈会,总理亲自主持。陈清泰、吴敬琏、周正庆、张卓元、陈邦柱同志依次发言后,总理即席讲话。他说:什么是诸城经验?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诸城市在山东省委省政府、潍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采取多种形式,把国有小型企业搞好了,或者说基本上搞好了,搞出效益来了,如果全国都搞成这样子,那就好了。意义就是认真落实了中央抓大放小的方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放小,中央讲的是放活,不是放松、放掉,包袱想甩也甩不掉。诸城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国有小型企业放活,不是放松,他们抓得很紧,不是一卖了之。小企业抓不好,社会是个很不安定的因素。山东省推广诸城经验,就要推广他们多种形式搞活小企业。

他说,在诸城搞活小企业的多种形式当中,有一种是把企业的净资产卖给企业内部职工,这种形式也把企业搞好了,可以继续试点下去。不必争论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十四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小企业可以卖掉,不能把这个叫私有化。把大型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小企业不掌握国家命脉,不影响公有制为主体,没问题,大胆试,出点问题也不要紧。

他说,对你们的改革,有两点我不赞成。不赞成把卖的钱交给国资局统一运营,不赞成大量分红。分红就是扩大消费基金,现在企业很困难,负债率那么高,分红太多,削弱了企业的发展能力。银行要干预,风险太大的企业不许分红。你已经分了也可以分,但可以放到企业,作为流动资金,也可以扩股,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我不赞成的,也不是要你马上就改,今后搞的不要这么办了。

他说,企业改革,重要的是把企业放活,行政干预不能太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们现在干预还是太多。关键是监督配好领导班子,把关系理顺,不能还是一个人说了算。管得太细的危险,就是始终脱不了钩,说是改制了,还当成是国有企业,还要出问题。

3月24日下午,总理一行离开诸城去青岛。第二天离开青岛之前,总理又召开了山东省级领导干部会议,做了重要讲话。朱镕基总理诸城之行,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使我们进一步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方向。总理的重要讲话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对诸城改革的深化和完善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次考察在全国也引起了很大震动。1996年,全国有1600多个考察组到诸城考察,其中有八个省的党政主要领导同志。

诸城中小企业改革,最直接的效应是,通过明晰产权把职工和企业紧紧连在一起,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效益提高,增加了财政收入和职工收入。从长远看,改革促进了诸城人的观念更新思想解放,优化了发展环境,使全市经济社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在此之后的20多年里,诸城的改革发展,一直处于山东第一方阵。从当时中央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论看,改制成效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企业转换了经营机制,实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效益明显提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所有权与经营权集于一身的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的地位真正确立起来,有了处理自己事务充分的自主权,除了上交税收和依法经营外,不再担心政府的干预。企业治理结构变得规范科学。新的企业治理结构中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各个层次责任清楚、权利明确、相互制约、相互支持,构成一个较为科学有效的治理体系,从制度上保证了企业健康平稳的运行。股东出于对自己投资利益的关心,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具有较强的约束监督作用,经营管理者如果无能,不能为企业创造较高的经济效益他们不会容忍。企业的激励机制更加有效。职工持股使产权的激励作用大大强化,这种强化带动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效益的提高必然带来工资奖金收入的增加以及股本分红率的提高,这种激励作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效果十分明显。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聘任由于取决于广大职工股东的意愿,所以没有理由不为企业和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努力经营,这种产权的激励作用,较之行政激励的作用,对提高企业经营者的业绩更为有效。企业技术改造选择项目更加慎重,技改投资自筹比重提高,投资效益提高。企业管理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职工由过去不愿被管,变为主动要求严格管理。改制后企业经营状况整体好转,改制企业无一亏损,资产负债率大幅度降低。

二是政府较好地转变了职能,发展环境明显优化。通过产权的出售,政府从大部分中小企业中基本退出,卸去了越背越重的包袱,摆脱了对这些低效亏损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保全了尚存的国有资产不受损失,不再以经济主体的身份干预企业的具体事务,腾出精力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经济管理职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加强宏观规划、改善发展环境、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政府通过对全市各行业的资产分布情况和企业发展情况进行详细的摸底排队,进一步认清了本地经济发展优势,以此制定了调整产业结构的整体思路,即在全市经济发展中,着力培植食品及饮料、农用汽车和摩托车、针织品和高档服装、建筑和新型建材、新闻纸和包装材料、精细化工和橡胶制品等六大主导产业,并提出要充分利用市场,重新配置资源,将生产要素向六大主导产业集中,向这些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名牌产品和优秀经营者集中。这种职能转变不再是一种理论推导,而是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三是经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改制4年,国有企业实现利税年均递增59.4%,其中实现利润年均递增80.3%。企业规模,1992年全市大型企业仅1家,中型企业7家,到1995年发展到大型企业7家、中型25家。纳税过千万元的企业1992年只有1家,1995年增加到12家。企业技改投入连年大幅度增加,1995年全市企业技改投资中企业自筹占43.6%。财政收入,改制前的1992年全市财政收入只有1.09亿元,改制以后连年快速增长,1994年财政收入1.35亿元, 1995年2.6亿元,1996年为3.2亿元,1997年4.3亿元,年均递增超过30%。在全潍坊市县级财政排序,从1992年的第六位上升到1995年的第一位。

四是职工收入逐年增加。1992年职工人均工资收入2147元。1995年市属改制企业职工人均工资收入达到5143元,加上股本分红1007元,人均年收入为6150元,是1992年的1.86倍,改制不仅使坏的企业变好,而且是好的企业更好。职工们说,我们说不清什么是股份合作制,但企业通过改革改制,国家没少赚,我们不少拿。

诸城中小企业改革所以能取得成效,最主要的因素有三:一是始终坚持中央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二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尊重基层的探索和创造;三是改革者的勇于担当。三者缺一不可。

25年后看当年诸城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个人学识、资历、能力、水平、眼界所限,的确有许多该做的工作没有做,有些应该做得更好的事情做得不够好。除了改革过程中有些具体政策和技术性问题处理地有些粗糙外,最大的遗憾是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好,注重了产权制度的改革,注重了单个企业的盘活,注重了人的积极性的调动和企业潜力的发挥,注重了现实问题的解决,但没有能够站在全球和全国大背景下,把改革和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存量资产的盘活和增量资产的优化结合在一起,把传统动能的提升和新动能的培育结合在一起,把经济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紧紧结合在一起,把人才的使用和引进培养结合在一起,立足更高起点,从战略上宏观上审视诸城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研究规划不够,工作力度不够。这就使得诸城在未来若干年的发展中,不管速度还是质量,没有走在全省最前列。根本原因是当时以我为班长的决策者思想不够解放,能力水平不够高,打下的基础不够好。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让我回去重新做、重新改、重新干,我想肯定是会比原来干得要好。

风雨过后,不一定会有彩虹,但必定是万里晴空。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有人问我:您在改革方面的许多探索和尝试是先于政策的,这样的超前意识是怎么来的?

我说,首先是来源于坚强的党性观念。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干事创业,对党和人民负责。经常自我加压,丝毫不敢懈怠。其次是来源于不懈的理论学习。能够几十年如一日,不停地学习政治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思考问题。再次是来源于强烈的担当意识。我始终认为,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勇于探索是领导干部的天职,不敢创新是最大的失职,甘于平庸就是堕落。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就应该勇往直前。

有人问,作为一位改革者,您认为改革者的内心世界最重要的信念是什么?如何能够克服困难和阻力,勇往直前?

我说,改革者内心世界最重要的信念应该是“责任和担当”。改革是破旧立新,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有困难、有阻力、有风险。但是,旧的弊端就在那里,人民群众的期盼就在那里,领导干部的责任就在那里,真正的改革者,就应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绝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乌纱帽”而置人民群众的利益于不顾。“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封建官吏尚能如此,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应该为官一任,守一方水土,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建一方文明。

勇往直前不是蛮干,而是实实在在的本事和真刀真枪的拼搏。每一个领导干部,一定要时刻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一定要保持火热的激情、与时俱进的思维、敢做敢为的锐气,看准了的事就抓住机遇、毫不迟疑、说干就干,不能谨小慎微、拖泥带水;一定要勤于学习,精于思考,善于协调,不断提高克服困难、排除阻力的能力和水平;一定要加强培养锻炼,始终保持坚忍不拔的毅力,正确对待失误,敢于承担责任,勇于克服不足,善于修正偏差,用顽强的毅力和充分的自信心走好改革创新的每一步。

有人问,您最欣赏历史上哪位改革家?为什么?

我说,尽管世人都讲古今中外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但我依然欣赏改革家,崇拜那些敢于为民请命不怕掉脑袋的好官。至于说最欣赏哪一位,我最欣赏邓小平同志。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也是最伟大的改革家。他有着常人不可思议的毅力,“三上三下”,初心不改;他心里时刻装着人民,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最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胸有宏韬伟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善于运筹帷幄,调动全党全社会的力量,推动改革大业。没有小平同志,就没有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他的胆识和气魄、他的理论和策略、他的丰功伟绩,感天地,泣鬼神,永垂青史,浩气长存,永远值得我学习,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他!

有人问,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对于如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您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我说,国家已经进入新时代,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单纯地就国企改革抓国企改革。必须立足更高起点,站在全球和全国大背景下,用战略眼光审视别人,审视自己,审视诸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改革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存量资产的盘活和增量资产的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传统动能的提升和新动能的培育紧密联系在一起,把经济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人才的使用和引进培养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企业改革与科技、教育、创新、人才、行政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 通盘考量,科学设计,精心组织,全面落实。

深化改革必须选好用好改革者。当前,改革步入“深水区”,新一轮的爬坡过坎任重而道远。需要一大批有眼界有胆识、有激情有韧劲、有思路有办法、有本事有担当的改革者。选好用好改革者,可以传递出一种强烈的信号和清晰的价值取向,昭示我们真心实意继续大力推进改革。要宽容改革者、善待改革者、支持改革者、用好改革者。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和智慧。改革大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改革者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党要为事业选人,对历史负责。

有人问,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回望改革开放的历程,结合您自身的感受,您对“将改革进行到底”怎样理解。

我说,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过计划经济的磨难,亲历了改革开放的风雨,深知14亿人口的大国“能吃饱饭就不容易”,绝对不能“刚好了疮疤就忘了疼”,更不能“听风是雨瞎折腾”。4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世人有目共睹。40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毋庸讳言,我们的改革进程中确实有不足,有失误。改革需要完善,市场经济需要走向成熟。改革进程中产生的问题,只有靠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而不能停止改革走回头路,走回头路就是死路。推进全面改革,方向不能改变,决心不能改,步子不能停。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只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

我很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我很感激,党和人民给了我亲历改革的舞台。我很自豪,与人民一起参与改革、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我很期盼,在有生之年看到诸城的改革发展、共和国的改革开放,一路前行,再创辉煌!

(2019年7月25日于泰安)

陈光:密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