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一件手稿,揭开生死转折之谜
8页纸,4000多字,蓝墨水钢笔手迹。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珍贵的手稿档案。这份名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手稿,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成文时间,却成为了解遵义会议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手稿是如何被发现的?作者究竟为何人?记载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1956年,有关方面从莫斯科接收回来一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这份手稿便是其中一件。首页上标明“(乙)”,显然还有“(甲)”。“(甲)”是什么?至今未知。
为了查明作者,有关方面先是将手稿复印件送给当时在北京的遵义会议参加者,但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
于是,手稿又送往当时身在杭州的陈云。
“他说,‘这是我写的!’”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回忆,“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经陈云证实,这份手稿是他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又在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有关情况时带到了莫斯科。
遵义会议的日期是哪几天?出席者都有谁?……陈云手稿的公开,一下解开了许多历史谜团。
“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手稿如是记录。
从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已查明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开始。“经过三天”,也就是1月17日结束。至此,遵义会议的日期查明了。
手稿还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
根据这段话,历史学者们确定了遵义会议总共20位出席者的名单。这20人,在一间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作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关键抉择。
当时,红军已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3个月,屡次失利,濒临绝境。此前,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在通过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后,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余人。
红军怎么办?革命怎么干?
手稿明确记载:“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这份珍贵的手稿,详细记述了遵义会议主要议题及决定。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红军很快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1936年10月实现胜利大会师。
对于遵义会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8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凝望一面红墙上书写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大字,直抵心底的,是永放光芒的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