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GDP万亿城市扩容至23个。与此同时,中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数量也在扩容。根据住建部最新发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数量已经达到30座。
21世纪经济研究院以2014年和2019年的《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为样本,结合城市经济增长维度,分析这些年来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质量。其中,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迎来了苏州、南宁、石家庄、厦门、宁波、福州6个新成员;杭州、西安、济南、青岛新加入特大城市阵营。
2020年,中国GDP万亿城市扩容至23个。
与此同时,中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数量也在扩容。
根据住建部最新发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数量已经达到30座。
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面积、人口的增长情况,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如何在GDP增长的同时,促进城市人口的有效聚集,确保城市合理的开发强度、人口密度、生活舒适度?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若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面积、人口的增长趋于一致,则表明这座城市的发展质量较高、潜力较好。
为此,21世纪经济研究院以2014年和2019年的《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为样本,结合城市经济增长维度,分析这些年来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质量。我们发现,2014年-2019年,中国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而且从大城市到特大、超大城市各类城市都在扩容。
其中,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迎来了苏州、南宁、石家庄、厦门、宁波、福州6个新成员;杭州、西安、济南、青岛新加入特大城市阵营;天津虽然被挤出GDP前十地位,但却是2014年-2019年中唯一成长为超大城市的。
到2019年末,按城区常住人口划分,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共16座,其中超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6座城市,特大城市包括东莞、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郑州、西安、济南、沈阳、青岛10座城市。
济南时报 王锋 摄
珠三角和长三角特大、超大城市最多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人口越来越向大城市聚集。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支持城市化地区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同时也强调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
根据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目前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其中,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Ⅰ型),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截至2019年末,全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达到30座。
2014年,全国城市数量为655座,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城市为24座,城区常住人口总规模1.62亿人,同期全国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累计为4.45亿人,占比为36.40%。
截至2019年,全国城市数量增长到672座,这些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总和达5.24亿人。同时,全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达到30座,这些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总量为2.23亿人,占全国城市比重达到42.56%。
综合来看,2014年-2019年,全国所有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增加了7887万人,上述30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增加了4540万人,占比为57.56%,这表明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的情况非常明显。
济南时报 王锋 摄
2014年-2019年,苏州、南宁、石家庄、厦门、宁波、福州6座城市成长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杭州、西安、济南、青岛4座城市新加入500万-1000万城区常住人口的特大城市,特大城市从2014年的7座增加到2019年末的10座;天津则“脱特入超”,是唯一一个从特大城市变为超大城市的,使得国内超大城市增加到6座。
至此,中国已拥有特大、超大城市共16座。
如果将这16座城市按照四大城市群的范围来划分,在珠三角城市群中,包括广州、深圳和东莞,其中广深是两个超大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包括上海、杭州和南京,仅有上海一个超大城市;京津冀城市群中,包括北京、天津,只有这两个超大城市,而没有特大城市;成渝城市群包括成都和重庆,一个特大城市和一个超大城市,这两座城市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两个极核。可以发现,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拥有的特大、超大城市最多,同时二者拥有的万亿GDP城市也最多。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这体现了人口聚集与经济增长的高度相关性,也符合“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支持城市化地区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精神。在珠三角城市群中,由于大量的制造业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者成为城区的常住人口。而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万亿GDP城市数量位列第一,该地区富有活力的经济,对人口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西安城区面积与GDP皆翻倍
万亿GDP城市与人口特大、超大城市是否存在一致性?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发现,在23座万亿GDP城市中,城区常住人口规模未上500万的城市有9座,包括无锡、宁波、长沙、佛山、苏州、南通、泉州、合肥、福州。而16座特大、超大城市中,GDP未突破万亿元的仅有东莞、沈阳。
仅有13座城市既是特大、超大城市,又是万亿GDP城市,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天津、成都、武汉、杭州、南京、西安、郑州、青岛。
济南日报 吕传泉 摄
2014年-2019年,16座特大、超大城市中,除上海和北京外,其余14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皆出现了较明显的增长。其中,城区常住人口增长最快的是济南,从2014年的301万人增长到了595.66万人,常住人口规模增长了98%。
此外,从单个城市在2014年-2019年的城区常住人口增量看,有4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增长超300万人,分别为天津、东莞、成都、武汉,这相当于“再造”了4座I型大城市。
上海和北京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增长非常小,2014年-2019年间两座城市分别增加了2.46万人和6万人,相对于两座城市庞大的常住人口规模而言,增速都小于1%。上海和北京严格的落户制度及人口控制,对于城区常住人口的增长发挥了较强的抑制作用。
从城区面积的扩张情况看,西安、郑州、杭州、成都、青岛和广州的城区面积增速都超过50%。其中,2014年-2019年西安城区面积增长了109%,相当于“再造”一座新城。
伴随着城区面积的“翻倍”,西安的GDP也实现了较为同步的增长。2014年末,西安GDP总量为5474.77亿元,2020年末GDP突破万亿元大关。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西安作为西北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和万亿GDP城市,在该地区的龙头地位毋庸置疑,也吸引着人口向这里聚集。不过,西安仍面临周边城市激烈的竞争,重庆、成都、郑州这三座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均高于西安,而且在万亿GDP俱乐部中,这三座城市排名均远高于西安这个新成员。
城区人口密度是衡量一座城市生活舒适度的关键指标。2014年-2019年,北京、广州、郑州和西安的人口密度出现了下降。
同期,武汉市城区每平方公里的常住人口承载量增加了2068人,达到6437人/平方公里,是16座大型城市中增加最快的。而武汉市的城区面积在这期间几乎未发生变化,因此武汉市未来应该注重人口增长与城市空间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
武汉还不是人口密度最高的,郑州才是,达到每平方公里8793人。但一个积极的变化因素是,2014年-2019年郑州的人口密度已经有较大程度的疏解,2014年该城市的城区人口密度达到14500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下降与郑州同期的城区面积扩大有关联。
撤县设区城市扩围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对于城区面积和人口的影响因素最大,这成为了城市不断变大的重要因素。
天津的宁河县、静海县、蓟县在2015-2016年被撤销,设立天津市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2017年,国务院批复了青岛市区划调整的请示,同意撤销县级即墨市,设立青岛市即墨区。
2018年,国务院又批复同意山东省调整济南市莱芜市行政区划,撤销莱芜市,将其所辖区域划归济南市管辖。
2016年,西安户县改为鄠邑区。
成都的面积扩大,也是通过撤县设区的方式,将过去的郫县改为郫都区,还代管了简阳市。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通过撤县设区的方式,对一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强的推动作用。这使得相关城市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调动人力、土地等资源,能协调产业布局,避免同质化竞争、重复建设。
撤县设区后,也给原有的县级城市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如中心城市通过地铁等基础设施的延伸布局,促进各个城区之间的各类资源更高效率流动。
不过,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撤县设区现象值得警惕,部分城市为了追求做大城市而盲目撤县设区,将留下不少隐患。比如,撤县设区后虽然短期内能带来更多的土地财政收入,但原来城镇化发展不充分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落后,长期来看将加大城市的财政负担和债务风险,而且会增加城市的治理难度。
从城区面积与城区常住人口的增速看,在全国城区面积增长9%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了18%,但一些特大、超大城市的面积与人口增速“背道而驰”的情况较为明显。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作为特大、超大城市,城区面积与人口增长增速若出现较大的差值,则可能出现“大城市病”或“空城”的情况。
在16座城市中,深圳市、天津、东莞、武汉需注意大城市病问题,“大城市病”是指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交通、城市管理问题,以及人均公共资源占有率低的问题。2014年-2019年,深圳、东莞和武汉城区面积几乎为零增长,但城区常住人口却分别增长了25%、58%和47%。天津在城区面积增长了12%的情况下,城区常住人口增长了66%。
“空城”则是指城区面积增速大幅度高于城区常住人口增速。结合城区人口总量数据,需要注意的城市是郑州。郑州城区面积在5年间扩大了74%,但城区常住人口仅增长了5%。
综合上述分析,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特大、超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度较高的背景下,应更注重城市空间与人口之间的平衡关系。如在公共资源的人均占有率上,进行更合理的配置,并有效的控制区域开发强度与人口密度。
此外,特大、超大城市更要提升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要以人为本,杜绝懒政、怠政,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也为站在更高起点上建设世界城市提供良好的样板。(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