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关于钱、关于地----山东乡村发展三问

我们的农民，到底在面对着怎样的生活环境？我们的乡村，究竟在经历怎样的发展阶段？我们的“三农”推进和乡村振兴，该何去何从？

近期，网上关于农村改建的质疑和抨击络绎不绝，甚至引发了一轮舆潮，目标直指以山东为代表的北方农业大省，大有迫停新一轮改建工作之势。

对此，一些不愿“跟节奏”的“三农”研究者或工作者，在领域范围内做出了深入思考和探究，发出了直指事件本源的“人、钱、地”三连问。

关于人：坐地求新，人在何方？

“如果您或您的孩子正在高校或高职读书，您愿意他（她）今后返回农村么？”

“如果您或您的孩子已经在城市就业或是定居，您愿意他（她）重归农村么？”

“如果您或您的孩子拥有立足城镇的一技之长，您愿意他（她）牢守农村么？”

无论是建设城市还是建设农村，首先要解决的，是劳动力的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然而，在凤凰网山东开展的随机调查中，面对这三个问题，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连说三次“不愿意”。

山东某部门做了一次下乡调研。在滨州惠民县某村，调研者在走访完村民后，建议村干部将村民们集合在一起，拍张合影。村干部吆喝了一番，喊来了留在村庄的大部分村民。“当时的情形，让人心中滋味杂陈。村民中，几乎没有50岁以下的青壮年，全是‘爷爷奶奶’辈的老人。”年轻人去哪儿了？村干部表示：“当然是进城了，打工一个月，就能顶上地里半年的收成。除了一些实在放不下庄稼的，连老人都出去了不少。”

该村的现象，绝非个例。在泰安肥城市的某村，65岁的张女士打开了布满锈迹的门锁，向另一批调研者展示着铺满落叶的院落。“好久没人住了。儿子在泰安市区买了房子，闺女嫁去了济南，轮流接我过去住。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说实话，比老家住得舒服。我很少回来，除非清明扫墓啥的。我们村本来有一二百户，现在常住的不到几十户吧。你去路上转转，哪还有人呢？”

“村里的年轻人？那是越来越少了。就算小伙子们不想进城，但是娶媳妇时，人家都要求必须在城里买房。你问我有没有年轻人回来的？村西的二亮子算一个吧。这孩子，说是在‘搞艺术’，没好好上大学，也不想去打工。在外面折腾得没钱了，就回来投奔爹娘。我也没见他正儿八经下地干过活。”在张女士的眼中，这位“二亮子”远不如自己的儿女出息。

以上两个例子，是城镇化进程发展至今，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空心村”现象。青年学子外出求学，壮年劳力进城务工，但凡稍有成绩，都会选择留在更繁华舒适的城镇。等到生活安定下来，便会考虑把留守农村的父母和孩子“接进城享福”。等到“能走的、愿走的，都走了。留下来的，是没有条件进城的，或是真正恋土不舍的。”长此以往，“空心村”就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多。

“空心村”的反面，是“中心村”。“有没有产业发达、人才济济，环境优良、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的中心村？”一位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且长期从事城镇化建设实践的政府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有，但只是少数。绝非像某评论文章所说的那样遍地都是。如果真如该文章作者所说，‘中心村’有着如此庞大的规模，那么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怎样的水平？乡村建设还用那么多人为之奋斗和付出么？”

此情此景，让这位政府工作人员发出了“灵魂”拷问：“都说知识改变命运，那么，当被知识改变了命运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回农村，谁来改变农村的命运？即使抛开高学历人才的顶层建筑不说，建设美丽新农村的基础工作，难道要交给留守老人们去做？就算现在勉强干得动，十年或二十年之后，一群年过花甲甚至古稀的老人，还能拿得起工具么？”

关于钱：没钱和上楼，何为因何为果？

此次舆潮中，多位省外专家表示，上楼会加大农民花销，导致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一位山东省政协资深委员表示对此不敢苟同：“那些面对搬家难题的农民们，是因为上楼被掏净口袋？还是因为没钱而不能上楼？”

在聊城阳谷县某村原址，67岁的陈先生坐在自家的小超市柜台后，一边在电脑上“斗地主”，一边侃侃而谈。“十多年前，我们村被划入了改建范围，拆平房、盖小区。当时心里那叫一个难受啊！虽然俺也知道，住楼房又安全又舒服！但是，俺节省惯了，让俺花钱搬家，实在心疼啊！再说，以后不能从土里刨食儿了，让俺一家今后吃啥喝啥？现在想起来，都怪自己凡事没往长远处打算。刚搬到楼上时，确实心里是没着没落的，但是很快就觉到了住楼的好处，日子也是越来越红火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孩子们不说有大出息，但也都在县城找到了工作。当时分给家里一套门头房，孩子们帮俺老两口开了这个小超市。我们老两口都认识几个字，记个账啥的没问题。后来，年轻人时兴用电脑，孩子给俺也装上了。这玩意儿确实好用，能走账，还能打游戏。对了，还有手机，我现在都会用支付宝和微信转账了。就是身子骨养娇了，让俺再下地干活，真是吃不了那个苦了。多数邻居都和俺家情况差不多吧。”

省政协委员表示：“一些专家所谓‘搬迁致穷’的观点，是立足于农民搬家的一次性成本之上的。他们认为，如果补偿款不足以覆盖搬家的所有花项，甚至达不到让村民‘一夜暴富’的程度，就意味着与民争利。试问，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有多少人不是从平房搬上楼房的？其中自费买楼是多数还是少数？其中，又有多少农村原居民，因为上楼而致贫的？真正为国为民考虑，是应算大账还是算小账，算长账还是算短账？”

“搬进楼房，尤其是搬入聚集式社区，意味着农民要改变生活方式和生活意识。趋于城镇化的经济环境，真的比纯农村化的发展环境更难谋生么？”面对一些专家提倡的“庭院经济”，这位政协委员表示：“其规模受居住条件所限。还有就是在农民收入中，庭院经济到底占比多少？恐怕没有真正到过农家院落的人并不太清楚。‘庭院经济’不仅不会在农业总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与城镇化带来的收益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

“总而言之，农民因上楼而致贫，农民因贫穷而无法上楼，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在我们的实地调研中，前一种情况少之又少。反而是多数家庭在上楼后，生活都有所改善。随便摆个摊、打份工，收入就好过一年的种地收成。上楼致贫论，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应该做的，是摆事实、找方法、讲道理，让农民迅速走出上楼后的迷茫期，尽快开启新生活。”

“第二种情况相对较多，有部分农民，碗里的饭菜全都是从自己地里产的，一天不下地就要断炊。这部分人，即使在农村，也属于困难群体。让他们自己贴补上楼的费用，是不近人情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特别考虑、特殊照顾。话又说回来，所谓的特殊照顾，是应该放任这部分困难农民保持现状、困守土院，还是帮他们走近时代、住上楼房？”

关于土地：散和聚，几家辛苦几家甜？

“分散式分布是中国村落的最好模式。”“多数农民更倾向于一家一地、一户一院。”“集合式发展不能降低公共服务成本，还会造成资源浪费。”诸如此类的言论，喧嚣一时。

在临沂沂水县某山村，60岁的孙先生扛着锄头走在山路上。“我家四亩多地，分散在整个山头上，这一块、那一块，根本不连着。每次下地，都要比别人多走十几里山路。你说机器播种、机器收割？我听说过，也见过，确实能省大力气！可是咱这山上，车开不上来啊！收成一直有限，但现在国家政策好，也饿不着咱们。”

“我妹妹嫁到了德州，我去她家走过亲戚。人家那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平原，地都是一整块。如果让我伺候那样的土地，也就知足了。你看我家这样，想包都包不出去。”孙先生摇着头说：“能干多久是多久吧，干不动再说。要是能提前解决这些事儿，让我不用每天爬山，那敢情太好了啊！”

这是一位山东省政协经济委从事经济研究的副主任委员“下乡”时的见闻。“不谈‘空心村’现象和土地闲置问题，只说这些还在守着土地的老人们，‘恋土情节’和晚年清福孰轻孰重？只有他们自己最有发言权，谁也不能代表他们去牢守‘一家一地一户一院’。有些人倾向于把自己的判断推给大众，泛化为多数性意见，进而引导言论，这种做法不可取。”

“再说一下资源浪费的观点。时至今日，有人仍然认为农村居民因生产生活形成的垃圾和污水能自然降解，形成生态循环。这些人太不懂农村现实的生活了！时至今日，大量使用的塑料、洗涤剂以及过量使用农药等问题，仍在对农村环境造成着极大破坏，我们不能将农村环境看成一个环保的、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生产生活模式。”

“因此，不实行统一集约化的垃圾与污水处理，而仅仅依靠自然降解，实在是不可取的。通过规模化建设和集约化处理，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综上，这一套‘分散式分布为最好模式’的理论，与中国发展的未来趋势显然是相悖的。农村的分散，是中国作为农业大国，长期积弱的重要因素。由此，分散和集合之辩，究竟为谁辛苦为谁甜？”

“其实，真正的浪费是，无论大小，无论发展趋势如何，无论其将来选择如何，所有村庄都实现村村通，这是很不经济的。这种很不经济的单纯的村容、村貌整治与环境改造，其实对农村生产、生活生活方式根本转变并没有产生革命性影响，反而增加了农村借助城镇发展进行集合式搬迁的成本，并增加了说服个别群众搬迁的难度。 ”

即使种种迹象表明，在大多数地方，传统分散式“守土而居”已是弊大于利，但是，仍有网上评论“强凹”一种观点：“不住在田间地头的农民，还能称之为农民么？没有农民的乡村，还是我们记忆中的唯美田园么？”对此，省政协经济委委员表示不值一哂：“按照这种逻辑，老师必须住在宿舍，工人应该以厂为家，飞行员和海员干脆定居在机场和码头吧。”

“须知，农民应该是一份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还要鼓吹这种农民和土地一体化的认知，是尊重还是歧视？还有，说乡村唯美也好，说岁月静好也罢。有一句的网络经典语录——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正所谓，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难不成，要用亿万农民的未来发展，去为某些人们的所谓情怀买单？”

回答：路在脚下，也在前方

如何为乡村振兴留住人口，让“空心村”不再蔓延？

如何让农民不再拮据，让千载农业取得突破性发展？

如何让土地成为“聚宝盆”，让分散式居住不再拖“三农”工作后腿？

对于这三个问题，多位“三农”领域研究者作出一致回答：“答案已经很明显了。早在十五年前，国家就高屋建瓴地制定了‘新农村建设’战略。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发展，我们经历了农房改造、撤村并居等阶段，走上一段新路程——聚集式的‘撤村改居’或‘撤村并镇’，也就是‘合村并居’——这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实现路径和表现方式。”

“严格来讲，这一阶段的尝试，是一种壮举而非创举。多年来，无论是国家的城镇化发展，亦或是兴建重大工程，还是建造大型企业或工厂，都曾导致规模或大或小‘撤村改居’或‘撤村并镇’。甚至在一些南方省份，已经先于山东走进这一阶段。只不过，山东是个农业大省，庞大的农民人口基数，让这次尝试牵动了太多方面，因此引发的震动格外强烈。”

“在宏大而彻底的改造过程中，无论是主观行为还是客观因素，难免会引发一些摩擦或矛盾。有些人借此机会，抛出了政府征地论、财政增收论、农民吃亏论、强行推进论，甚至还搬出了阴谋论和‘回忆杀’，成功带动了一波儿凶猛的舆情。须知，虽然在工作的实际推进中，出现了各种问题，但是旁观者不宜以偏概全，去妖魔化山东的这项有益尝试。”

“建议山东，勇敢正视种种非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切勿因噎废食。我们都知道，什么样的路走起来最轻松——当然是下坡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乡村工作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选择不担当、不作为，听凭‘三农’事业被时代进一步拉开距离，这是最轻松的做法，可以让政府省时省力、让农民不受折腾。但如此，国家的部署何以落实？政府的担当何以体现？农民的未来何以寄托？”

“当然，有几项问题是必须重视的。第一，做好保障工作，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农民的生活需求，不能让任何人无家可归；第二，做好沟通工作，面对农民的困惑或误解，要有情、有理、有策略的去交流和解决，规避强人所难的‘不讲理’行为；第三，做到因村制宜，对发展状况良好的先进村，应该区别对待、‘特村特办’；第四，牢记为民谋福祉的初心，始终铭记这是一项为民工程，让广大农民成为最终的受益者。”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关于农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农村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总要组成部分，寄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要明白，此愁非彼愁，不是一种消极的负面情绪，而是国人的恋土情节。另外，那些具有文化意义、象征意义甚至历史价值的村落，坚决不能破坏，必须受到保护。乡愁、村俗、古村、地标……这些农业文明和农村文化的‘软件’和‘硬件’，应世代延续和传承。”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在脚下，也在前方。当前农民以其年龄、知识与技能结构现状，很难拯救当今农业；而依靠传统的农业，也拯救不了当今的农村。在‘农民拯救不了农业，农业拯救不了农村’的前提下，是时候加速变革、加快发展、加强统筹，从而实现城乡资源的互动、互通、互利、互补，进而为乡村和农民开启一个更加美丽、更加美好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