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运院士的多普勒之路

2013年11月11日 15:23
来源：凤凰网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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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山东：您作为我国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国际上首先建立了多普勒超声定量诊断瓣膜性和先天性心脏病的系列新方法，使患者避免了创伤性的心导管检查，当时研发此项技术遇到怎样的困难？技术研发后产生了怎样的收益？

张运：1983年国家派我去挪威留学，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多普勒，本打算是去学习心脏电生理学的。挪威国家虽小，但却是心脏多普勒技术的世界发源地，心脏多普勒技术是工科、理科和医科相结合研究出的一项新技术。实际上是应用物理学中的多普勒效应用来检测心血管中血流的速度，我们的研究是把这些速度转化成各种血流动力学参数，我很快就把握住了这个方向，也很庆幸当时能去这样一个国家。

开始到挪威的时候我感觉很失望，没有去美国和英国，来到这么个小国家。但是每个国家都有长处，我们应该好好把握。我是挪威历史上第二个靠研究多普勒超声技术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我当时主要研究多普勒技术对瓣膜心脏病定量诊断的问题，国际上首次发现了新的方法和技术。比如说我最早写的两篇文章，连我的挪威导师也没想到，在国际著名的《英国心脏杂志》没有修改就发表了。这样的事情，我所在的奥斯陆国家医院10年里才发生过一次。我发现了如何利用多普勒技术测量心脏瓣膜的血流量、返流量、压力阶差和瓣口面积的系列新方法，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4篇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3篇发表在《英国心脏杂志》，1篇发表在《国际心脏病学杂志》，都是国际影响较大的杂志。1985年美国心脏协会（AHA）年会上评选出十篇多普勒标志性论文作大会报告，我的论文是其中一篇。国际学术界给予了很高的荣誉。

86年我回国后，我国面临着大量瓣膜性心脏病和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的沉重负担，所以我很快把多普勒超声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先天性心脏病，那个年代心脏病上手术台之前要做创伤性的心导管检查，而当时心导管技术尚不普及，设备落后，经验不足，1个病人做一次心导管检查就需要几个小时。大量病人需要排队，甚至排好多年也做不完，从而失去手术机会，当心导管检查结果出来时却发现病情已经不可逆了，手术不能做了。曾有病人给我下跪，问什么时候能够排上队做手术？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一星期只能为病人做几次心导管，一次只能做一个，你可以设想很多病人都延误了手术时机，而不做心导管是没有办法做手术的。我回国以后，利用手中的多普勒5分钟可以无创伤性地解决病人的定性、定位和定量诊断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科技进步。所以我觉得自己从海外学习的多普勒技术带给病人的最大收益是使大多数心脏病患者迅速地走上手术台，从而及时挽救了他们的生命。

凤凰网山东：您做过学生，师从“世界多普勒女皇”Liv Hatle教授，并成为获得挪威奥斯陆大学医学博士的第一个中国人，能否分享一下您求学过程中令您印象深刻的二三小事？

应对外国人对我们的蔑视

张运：留学时发生过很多事情，好多都已经淡忘了。如果回忆当年，比较现实的问题是应对外国人对我们的蔑视，因为我们是中国第二批派往北欧的留学生，那个时候他们对我们完全不了解，远不像现在。事过多年，我曾经代表教育部去奥斯陆大学访问，拿出我当年在挪威报纸上的大幅照片，还觉得很欣慰。

现在在奥斯陆大学还能看到我的名字，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他们对于我们留学生完全不了解，所以他们很瞧不起我们。他们认为中国的教育是非常落后的，我的大导师问二导师为什么要接受中国留学生？“你赶快把张弄走，他学来学去肯定像以前的土耳其留学生一样留在挪威开餐馆了”，他们认为中国人能做的只是开餐馆，学不了他们高级的技术。凭借自己艰苦的努力，第一篇论文我做出来了，我的数学知识比较好，而搞流体力学离不开高等数学。我发现了一个方法，能够计算瓣膜血流量，但外国人不相信，尽管结果做得很漂亮，但是他们绝对不相信大家都没解决的问题中国人能解决，所以组织专家调查我的材料，从原始资料上开始审查，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审查，最后证明我的数据和结论完全正确。经过审查没有问题就投出去，投到当时欧洲最好的《英国心脏学杂志》。一个月后接到杂志社回信，结果令人吃惊，他们说乐意接受这篇文章而不需要修改，这是导师根本不可能想象的结果，因为在这样高水平的杂志不需修改就接受的例子奥斯陆国家医院10年前发生过一次，所以导师们觉得非常惊讶。

从"Boy doctor"到国家医院的授课者

张运：因为当时自己年轻，被人觉得像个中国娃娃，国家医院的专家习惯喊我“Boy doctor”，而挪威国家医院的医师不是大学毕业以后留校，而是从全国各地竞聘最优秀的医生到那里去。很多都是白头发，我是黑头发而且很年轻，很多人就喊我娃娃医生，说“Boy doctor”怎么会做出这种文章来，而导师一改对我的看法，召集全科大夫听我讲课，让我讲述自己的科研思路和解决方法。

那是一件有趣的的事儿，因为之前没有人瞧得起我。我刚到挪威时，导师派一个胖护士来带我，不让医生来教我，但是她没想到我会做出这种成绩来，开始给全科医生讲课。倒是还给我分配办公室、秘书、打字机……老外这一点做得比较好，对于人才会充分利用，半年之后提出来让我攻读挪威医学博士，那时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所以那也算是有趣的事情之一。

像捆鸡一样捆书，自己写书自己卖

张运：回国之后还有很多难事，我想提一件，就是回国之后写的我国多普勒超声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学》，当时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出版社开始自负盈亏，这本书内容太新，出版社担心没有销路，不敢出版。找来找去最后找到青岛出版社出版，却让我自己包销5000册，自己写书自己卖。医院党委破例批准我用结余的科研经费把这5000本书买下来，卖出后再返还科研经费。医院给我找了个房间放这些书。我花费大量的时间向全国各医院发通知，统计哪个医院谁买的书，然后和我夫人星期天就干一件事情，买纸买绳子，然后把书包成捆，运到邮局寄出去。

开始的时候，我们夫妻两个像捆一只鸡一样怎么也捆不好这些书，但到后来三两下就捆一包书，一包一包地捆，一包一包地卖，一直卖了两年多，这是一个辛酸而难忘的经历。后来这本书在我们国家产生极大的影响，培养了一代多普勒超声专家，其中很多人已是我们国家的学科带头人，成为杰出的专家。由于那本书我卖伤心了，再也不想写书和卖书了。当然2000年以后在泰山出版基金的支持下，我又写了一本书。可惜的是，多普勒那本书已经绝版了，由于再也买不到这本书，某些边缘地带像甘肃的专家们已经把这本书复印到第8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