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我》

◎作者：杜高◎作家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10年前因一部“杜高档案”而成为数十万老“右派”代表人物的杜高，在本书中回顾了自己在那些政治运动中的遭际和部分劳教经历，除了对自己和同时代难友如吴祖光、路翎、金山、孙维世、赵丹等众多知识分子所受磨难的记叙，更抒写了对时代与命运的思考，以一个人的命运而串联起一代人的命运，以一个人的目光汇聚起更多探究历史的目光。

吴祖光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在他的身上不但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人的许多优美的品德，而且闪耀着动人的人性光彩

4月9日晚，北京落着小雨。我接到苗子、郁风夫妇打来的电话，告诉我祖光于午间辞世。他俩的语调低沉而平静，我也不太感到突然。因为一个真正的祖光，一个谈笑风生、睿智灵敏的祖光，早在五年前那个令人伤心的江南春雨的四月，已经跟随他深爱着的凤霞远远地离去了。

这五年的岁月，他独自默默地坐着，不再说一句话。朋友们去看望他，心里都很难过，只能拉着他的手，默默地相望着，用心灵和他对话。也不知他感受到了没有。

4月5日清明节那天，香港凤凰卫视刚刚播放了一部纪念新凤霞逝世五周年的专题片《永远的霞光》。多美的一个标题，那是凤霞和祖光两个名字的组合。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婚姻，人们通常只把它看成一个大文化人和一个民间艺人的奇妙相遇或一个新文艺工作者和一个旧艺人的美好结合。如果从人性的纯美和心灵的相通来看他俩的爱情，简直要认为这个美丽的婚姻真是上帝的一篇杰作。电视片最后一个镜头是默默坐着的祖光，他仿佛在预想着什么。几天后，他果真在凤霞五周年忌日（4月12日）前赶到了她的身边。两个美丽的生命在天国永恒地融合一起了。

我和吴祖光的交往已经五十年。他的名字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和我整个青春年代的政治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我们是在“以吴祖光为首的‘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团”的罪名下，熬过了苦难而屈辱的二十二年的。

在我的心里，吴祖光是当代中国文化人当中一个最具独特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物。我这里指的不是大家公认的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也不是他的学养和文采。我指的是他作为一个人，一个文化人，一个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生活过来，在连续不断地遭受着打击和忍受着屈辱的政治境遇中，居然能以生命的顽强保持着属于他自身的一个文化人的性格、尊严、价值和自由的心灵，这确实是个奇迹。

吴祖光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在他的身上不但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人的许多优美的品德，而且闪耀着动人的人性光彩。他既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又是我喜爱的一位亲切的老大哥。关于他，我当然可以说很多话，他逝世后许多往事涌上我的心头，他的精神生命永远不会离我而去。如果要我用最简略的语言来描述他的性格的最突出的特征，那么我将用这样两个字：“率真”。他的确是一个真诚而率直的人。

吴祖光是一个自由的文人。他热诚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没有丝毫世俗的等级观念。在大人物面前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小人物，在小人物面前他也从不以大人物自居。这在等级鲜明的中国社会环境里是最为难得的。50年代初，我和他交往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他那时已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他家的座上客大都是文化名人。夏衍那时在上海当部长，每次到北京办公事，下车后必先到祖光家“报到”，吃完饭再去招待所。我多次在祖光家里遇见夏公，喝茶聊天，饮酒吃饭，他招待夏部长和招待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同样热诚和随意，丝毫没有等级上的差别，因而我们在他家做客从不感到拘束和不自在。

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刚送走一批客人，桌上的茶杯还没有收拾。我随意问了一句刚才来的客人是谁，他也随意地回答我：“陈毅。”我大吃一惊，问：“是陈毅副总理吗？”他点点头：“大将军。是王昆仑陪他来的，看了看画，谈了谈戏，聊得很轻松。有警卫陪着，在院子里到处看了看哩。”他的语气很自然，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位我这样的客人。

又有一次我到他家，他正忙着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片，讲起拍摄中一些领导乱干预的事，还讲了苏联专家对中国戏曲一窍不通的小笑话，接着说：“昨天周总理把我叫去吃饭，还叫了老舍和曹禺，问我们在写什么，我们三个都不是党员，他要我们讲讲文艺界的情况。”跟上次讲到陈毅来他家做客一样，他仍然是以那样平常的语气讲起周总理的邀请。

（连载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