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不动的大学小组作业：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小组作业为啥“变了味儿”

完成一学期5门课程的小组作业后，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的邵竹如今只想“骑单车”。她倒是不介意多承担一些工作，令她爆发的，是吃力不讨好的评价机制。

在一刀切的评分体系下，无论是“搭便车”的、“蹭快车”的，还是小组出成果时祈求加上名字的“程咬金”，最终的成绩和挑大梁的自己根本没有区别。甚至有时还会有风言风语飘进耳朵：“她那么拼，不还是和我们一样？”

就这样，“拖后腿”“坑队友”现象在没有合理的评价机制下纷纷被“合法化”。

面对“不靠谱队友”，邵竹很无奈，因为手中根本没有能够约束他们的方法。因此，在她的团队中，组员人数的叠加并没有产生1＋1＞2的效应，反倒拖住了能力强的同学，造成1＋1＜1的困境。

有资料显示，小组合作学习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后被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采用并实效显著。但一般情况下，小组合作学习分组时需要按照“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原则进行，让不同特质、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优化组合、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然而，大学小组作业的分组在现实中却充满随意性。杨武说，如果是班级课程的小组作业，大多数都以宿舍为单位组合；如果是校内公选课作业，一般是熟悉的人自由组合，或者老师按照学号进行随机分组。

“基本上没有老师会在分组时强调这个‘组内异质’原则，也没听说过。”杨武调侃说，现在小组内确实异质，分“做事”和“不做事”的。

“大家一听到小组作业都有些怵了。”虽然张媛的3个室友组员都很认真，但由于期末要忙着考试以及英语四六级，只好每人负责一门课的小组作业，最后互相署上名字。

在张媛看来，原本作业多的时候，小组合作是可以让效率更高、质量更好，可现在如果认认真真按小组合作步骤走，反而成了很大的负担。

“现在很多老师都把小组作业当成一个比较时尚的教学手段来用，不管作业内容适合与否。”东北一所二本院校的新闻系教师王晓认为，小组作业其实需要有严格的运行和考评机制来制约，教师也应该适当参与其中。但是，现在很多大学生的小组作业并没有“过程性”环节，不管是否有合作、合作分工如何，最终就有一个统一的分数，“已经和真正意义上的小组作业没啥关系了”。

上学期，张媛的6门课程考核中有4门是小组作业形式，邵竹的10门课程中一半都有小组作业，吴嘉宝甚至所有课程都以小组作业形式结课……小组作业的“泛滥”让学生们有些头疼。

“我觉得像新闻片拍摄就很适合小组完成，但读书报告、文献综述等其实一个人完成就可以。”杨武认为，除了作业内容不适合，老师对过程的忽视也是导致小组作业变味儿、变水的原因。

他说，大多数课程的小组作业流程和个人作业几乎没差别，作业完成情况如何一般只看最后的展示环节。一般老师都不会去询问、关心合作过程，即使要求展示合作过程，也都可以编造一些应付了事，并不影响最终成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老师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其实一部分老师之所以喜欢小组作业形式，是因为“省事”：最终作业用课上时间展示，课上统一打分，这样就不用花课后时间一份一份单独批阅，“甚至有的老师为了不在分数上‘难为’学生，就让各小组互相打分了事”。

此外，这位老师认为，不排除一些老师是为了让教学方案更“现代化”而采用小组合作、小组展示等课堂手段。在他看来，任何形式的教学手段都应该有基本效果的设想，许多老师应该在作业展示时分析学生们的成果是否达到要求，从而考虑它的存在合理性。

“是一个人完成的，还是一组人完成的，是长时间合作完成的，还是熬个夜赶出来的，其实老师是可以敏感地判断出的。”王晓觉得，虽然学生们也常常懒惰、懈怠，但一些问题是可以通过机制来避免的。

小组作业如何“组”动起来

在东北财经大学的创意思维课上，经过与同学们的头脑风暴，会计学专业的张佳书引用了社会学关于“社会懈怠效应”的理论解释小组作业1＋1＜1的困境。

他说，个人与群体其他成员一起完成某种事情时，或个人活动时有他人在场，往往个人付出的努力比单独时偏少，不如单干时出力多，个人的活动积极性与效率下降。

张佳书尝试用“三剂药方”来调动团队积极性：首先是在公布整个团体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公布每个成员的工作成绩，使每个人的工作在监控下得到评价；其次要帮助群体成员认识到他人的工作成绩；最后是不要将一个群体弄得太大，要使更多的成员能够受到外在影响力的影响。

那么，评价机制之外，过程中的机制又该如何设定呢？

经过讨论，学生们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宋双峰教授的新闻编辑课上提出了解决方案：每个教学班成立编辑部，分成五六个部门。学生竞选主编和部门主任，其他同学报名参加，每个部门制作出一份报纸、杂志或者门户网站作为小组作业成果。

在评分时，部门内部组员平时成绩由部门内部互相打分，部门主任成绩由部门主任之间相互打分和本部门组员打分，主编由老师打分，最终每个人获得的分数即是平时成绩，占到最终成绩的六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本组员贡献和成绩不匹配的问题。

上海政法学院教师冯浩文曾撰文提到，团队合作分为同质分组和异质分组，在组员能力相近的同质分组中，存在行动与等待的博弈。当一方选择等待而另一方选择行动时，选择等待的组员得到的受益最大。而在组员能力相差较大的异质分组中，团队合作陷入著名又尴尬的“智猪博弈”，优等生是不得不充当悲剧“大猪”，辛苦努力，完成小组作业，普通生则继续舒服地充当机智“小猪”，坐享其成，不劳而获。

冯浩文认为，不论是同质分组还是异质分组，都存在“偷懒”“搭便车”等消极现象，责任心强的或在乎学习成绩的积极的学生或者优等生不得不主动努力完成作业，而偷懒的学生或普通生不仅可以袖手旁观，而且可以获得好成绩。这种结局肯定不是教师布置小组时的预期结果。

为此，冯浩文建议，在成立小组之前，应当制定小组章程，包括小组愿景、小组价值观、小组决策规则和小组交流方式等，且成立的小组人数应当不超过5人。在工作进行之前，指派小组角色。每一位小组组员需要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只有明确合理的分工，才能有良好顺利的合作。分配角色时，要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角色的任务。

“小组作业看上去是件极其普通的事儿，但其实通过多年实践，这种形式特别是在强调自我学习能力的大学校园中，如果能按照原本面目进行的话，对大学生来说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一种学习方式，通过小组作业锻炼出来的沟通、协调、领导能力非常实用。”王晓认为，小组作业的运行和评分机制并没有一套固定的模板或者方法，老师应该可以根据作业内容情况等灵活地设定，主要目的就是让小组作业能够发挥出本应具有的功能。（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宋双峰、张佳书、冯浩文外均为化名。）